以太坊基金會又攤上事了。

11 月 4 日，前員工 Nixo 將以太坊基金會、Vitalik 等人告上美國科羅拉多州聯邦法院。她指控，自己在書面告知管理層患癌十三天後、參與組織基金會員工「聯合請願」十二天後，被以太坊基金會解僱。

把這件事推上熱點的，還有一段出現在基金會使命宣言裡的「切腹許可證」。

Mandate 宣言

這份有爭議的文件叫「The Ethereum Foundation Mandate」。Mandate 在這裡可以理解為使命宣言，回答基金會為什麼存在、今後要做什麼、哪些原則不能妥協。

這份文件的核心並不難理解。以太坊要守住抗審查、開源、隱私保護和安全，基金會負責幫助這些原則長期成立。它還明確說，基金會並非以太坊的家長、所有者或統治者。大家可以在這條網路上建設各自想要的東西，無須先得到某個中心的許可。

問題出在第 11 頁。

插畫裡有一段 Source Seppuku License，直譯是「源碼切腹許可證」，把未能履行承諾、修改或刪除許可證，與「用劍結束自己的生命」聯繫在一起。旁邊還有一句，大意是基金會若辜負對以太坊的莊嚴承諾，願意自刎。

這是一個來自米萊迪亞文化圈子的玩笑。Milady，中文通常叫米萊迪，是 Remilia 在 2021 年推出的一套二次元頭像「NFT」。圍繞這些頭像形成的社區，熱衷惡搞、挑釁和反對道德審查，許多成員也把它當作表達自由觀念的文化身份。Vitalik 此前就曾使用米萊迪頭像，因此這套美學出現在基金會文件裡，有其文化背景。

管理層也明確解釋，切腹文字屬於藝術和文化引用，無須按字面履行。員工確認表後來還專門補充，承諾與真正切腹無關。

但有些員工不接受拿這個開玩笑。按起訴書的敘述，2 月底草稿發給以太坊基金會的員工徵求意見後，79 人投票要求刪除這部分，有人提到自己前一年剛失去一位自殺的同事。Vitalik 曾答應修改爭議內容，然而 3 月 13 日公佈的正式版卻仍保留了它。

對員工來說，討論開始從「這個梗合不合適」，轉向了「我們的意見到底算不算數」。

3 月 20 日，時任聯席執行董事 Bastian Aue 要求全體員工限期表態。選項只有兩個，承諾執行 Mandate，或者申請補償後離開。不提交表態，也視為選擇離開。

Nixo 當時負責生態協議支持，參與協調以太坊核心開發者討論和升級流程。她與同事 Trent Van Epps 起草了一封聯署信，最終獲得 53 人簽名，約佔協議部門一半。

這封信的內容非常關鍵。員工支持 Mandate 的總體方向，承諾繼續按抗審查和個人自主的原則工作，但拒絕在失去工作的壓力下確認，並明確寫道，大家會繼續履職，沒有辭職。

3 月 27 日，Aue 一度接受了這種表達，認可聯署者對使命的承諾，也承認處理方式需要改進。然而 4 月 6 日，兩位聯署組織者先後被通知解僱。Nixo 在此前十三天已向管理層書面披露自己罹患癌症；她稱，解僱通話中，Aue 還肯定了她的工作記錄，卻拒絕解釋解僱原因。

這也是訴訟真正沉重的部分。Nixo 提出的指控涉及歧視、報復以及醫療休假權利，遠遠超出了「有人沒看懂切腹玩笑」。訴狀同時記錄，基金會新加坡主體的律師此前否認違法、脅迫和報復，主張離職協議及仲裁條款有效。

米萊迪社區「提純」

米萊迪一方為什麼如此支持這份文件？

在米萊迪創作者 Charlotte Fang 等人的理解裡，加密首先是一場保護自由的運動。代碼能讓交易不容易被阻止，但一個行業也會在文化上慢慢接受審查，開始根據言論是否體面、交往對象是否合適，決定誰有資格參與。

Remilia 把對這種變化的反抗叫作「密碼朋克純化螺旋」。密碼朋克可以簡單理解為，希望用加密技術保護隱私、減少對中心權力依賴的人。所謂「純化」，就是不斷把加密拉回言論、市場、結社、信息和思想自由這些原則。米萊迪在這套自我敘述裡承擔的是文化反抗的角色。

所以，冒犯性恰恰有用。一個人能否容忍自己討厭的頭像和玩笑，被他們當作檢驗自由觀念的辦法。Charlotte 對這次風波的回應也沿著這條思路：他把米萊迪稱為推動密碼龐克價值的文化武器，把 Vitalik 使用它理解為對組織內部路線的糾偏。

米萊迪社區核心 Bonkle，早在 5 月 23 日的文章裡，就把要求簽署 Mandate 評價為一次有效篩選。按照他的標準，工資、朋友關係和個人舒適，都不能壓過加密保護自由的使命。

他還給出了一個更進一步的解釋。開發者和資金長期圍著基金會轉，本身就形成了一個中心。人們離開基金會，去不同組織繼續建設，反而能分散這種依賴。因此，他把人員離開看作去中心化的機會。離開基金會，還可以在別的組織建設以太。

到這次訴訟引發討論時，Bonkle 的回應更激烈。他把事件上升到思想自由、表達自由和結社自由受到考驗的高度，質疑為何要為個人糾紛求助於國家法院。在他的敘述裡，以太坊正在為抵抗未來更強大的政府與科技權力做準備，組織需要能承受衝突的人。

這些發言說明了米萊迪內部一股鮮明的立場：他們把這次風波看成一次路線選擇，並歡迎篩選發生。

律師 Gabriel Shapiro 也認為，組織要求員工認同使命很正常，「切腹」顯然不能按字面理解。他還批評了原告未經 Vitalik 同意將電話錄音公開的做法，懷疑部分員工從一開始就在為訴訟留證據。這是他對當事人動機的判斷。

自由？

米萊迪對加密文化的提醒有道理。抗審查的網絡必須容納讓人舒服的表達；一個只能接受溫和言論、熟悉觀點的系統，很難在壓力下守住開放。以太坊的價值不能只用幣價、收入和市場份額來衡量。

基金會同樣有權選擇方向。它需要員工執行明確的工作目標，不能每一項決策都無限討論。願意投入抗審查和隱私技術，應當是加入這類組織的基本要求。

但這次衝突裡，員工已經表示支持這些方向。聯署信拒絕的是強迫表態的方式，Nixo 也明確說過，相較於切腹和米萊迪的關聯，她更介意近乎一致的意見被忽視。把這些人統統歸入使命不堅定，實際上是對他們真實訴求的一種忽略。

按照訴狀記錄，Vitalik 在後來的通話中承認，員工本應得到幾週時間考慮；但他同時擔心，一旦「把事情鬧大」真的有用，類似的「鬧事」行為就會愈演愈烈。這是管理層的顧慮。但在接受員工聯合署名的訴求、確認大家認同的方向之後，又解僱兩位發起署名的組織者，會給留下的人什麼信號？

Mandate 文件本身就要求領導者善待分歧，耐心解釋艱難的決定，在犯下大錯時承認並說明。員工要求自己的聲音被認真對待，與這些承諾是一致的。

基金會有權堅持密碼朋克使命，也有權選擇米萊迪美學，但不該用對某種美學和管理方式的服從，來證明員工是否認同自由。

就起訴書呈現的處理過程看，要求員工在期限內表忠、隨後解僱異議組織者，損害了這份宣言想維護的價值。

以太坊需要敢於對外部權力說不的人。基金會也需要允許員工敢於對自己的領導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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