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仁勳出軌說起，聊聊灣區的自戀、慾望與Spy敘事

2024 年 6 月初，台北電腦展（Computex）期間的一個晚上，當地一家酒吧裡坐著幾位科技公司的高管。

午夜過後，桌上那個叫黃樂的中國女性跟周圍的人打了個賭：「我能把黃仁勳叫來。」

沒過多久，黃仁勳真的推門進來了。他穿著那件標誌性的黑皮衣，帶著兩名輝達高管，和大家一起喝了一杯威士忌。當晚的合影後來出現在 NetThunder 的 LinkedIn 上，照片裡黃樂就站在黃仁勳身邊。

兩年零五個月後，2026 年 11 月 8 日，週日，63 歲的黃仁勳給輝達全體員工發了一封內部郵件。

「我對妻子不忠。我的行為傷害了她和我們的孩子。我所做的事沒有任何藉口。」他在信裡向結婚四十多年的妻子 Lori 道歉，也承認自己辜負了同事、董事會、合作夥伴和全球股東。

信的倒數第二段有一句話，放在一封出軌道歉信裡顯得非常突兀：「我熱愛我們的國家，也熱愛我們的公司。我承諾會保護輝達，並支持美國的國家安全。我以身為美國人為榮，也心存感激。」

黃仁勳沒有在信裡寫那個女人的名字，但所有人都知道他說的是黃樂。

就在這封郵件發出的十天前，10 月 29 日，《紐約時報》剛剛曝光了黃樂的另一重身份。報導稱，黃樂（英文名 Alice Huang）曾任新加坡算力公司 Megaspeed 的董事總經理；美國情報部門在調查這家公司涉嫌向中國轉運受管制的輝達晶片時，發現她一直直接向北京傳遞信息，進而認定她是中國官方發展的線人，任務是摸清黃仁勳的底細，並推動輝達向中國供應最先進的晶片。

美國情報機構對黃樂做了大約一年的電子監控，其間截獲了她與一名美國公民的頻繁通信。按美國法律，情報部門不能在沒有法院令狀的情況下直接監聽本國公民；在監聽外國目標時如果截獲了美國公民的通信，美國人的名字默認會被隱去，必須通過一道名為「身份解密」的內部審批程序才能查看。

審批通過後，解密出來的名字是黃仁勳。

消息剛曝光的 10 月 29 日當天，黃仁勳還在向彭博社撇清關係，說自己和黃樂的往來「都與 Megaspeed 的業務有關，完全正常，沒有什麼特別之處」。輝達發言人也強硬表態，說如果公司真是某個威脅的目標，相信美國政府早就通知他們了。

但這套說辭只撐了十天。

11 月 4 日，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等三位共和黨主席，Brian Mast、John Moolenaar 和 Rick Crawford 聯名致信黃仁勳，要求他 11 月 18 日出席國會閉門簡報會，說明與黃樂的往來，並在 11 月 11 日前確認是否出席或另約時間。

11 月 6 日，《金融時報》爆出美方認定兩人其實是戀愛關係。兩天後，《紐約時報》進一步披露，早在今年 5 月特朗普訪華前夕，國務卿盧比奧就親自監督起草了一份高度機密的備忘錄，專門向白宮高層警告過這段關係。

11 月 8 日這天，黃仁勳向董事會承認了婚外情。英偉達董事會宣布由獨立董事牽頭、外聘獨立律師展開調查，同時強調目前「沒有理由相信」美國國家安全或公司機密受到了損害。

把這些消息連在一起看，我和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都是一樣的，Alice 巧施美人計，老黃誤上斷頭台。

但仔細往下查就會發現，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檢方對黃樂提出正式起訴，所有的 spy 指控都來自匿名官員轉述的情報評估；而順著國內的工商與監管檔案去查黃樂的過往，浮現出來的也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特工，而是一個十年前就在上海灘參與過百億級槓桿圍獵、在 830 億元非法集資驚天大案中全身而退的資本老手。

可是在今天的美國輿論場裡，黃樂到底是不是真正的「Chinese spy」，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Chinese spy」這個定義本身，符合美國媒體、美國政府乃至矽谷科技圈所有人的利益。當一個標籤能夠同時滿足紐約編輯部、華盛頓聽證會和舊金山酒吧裡每一個人的需要時，她真實的面目究竟是什麼，反而成了最沒人關心的事。

從上海灘到新加坡的操盤手

先看黃樂到底是個什麼人，以及美國媒體和華盛頓為什麼需要把她定義成 spy。

黃樂早年在湖南衛視和央視做過 4 年記者，後來去匯豐私人銀行當總裁助理、去中信證券當業務副總裁，接著又到上海一家叫「和熙投資」的私募基金擔任副總經理兼執行董事。《紐約郵報》去核實時，湖南衛視的一位主管表示從沒聽說過她，兩家電視台的官網上也查不到她做記者的記錄。

她早年的記者經歷或許真假難辨，但她在上海和熙投資留下的資本運作記錄，卻實實在在地寫在中國證監會的處罰決定書和工商檔案裡。

2014 年，上一輪 A 股牛市前夜，上海松江的明星商人、通信設備公司「斐訊」的創始人顧國平急著想給年銷售額近百億元的斐訊找一個上市殼資源。他看中了廣西的上市公司慧球科技。當年 7 月借殼重組受阻後，顧國平決定直接買下慧球科技的控制權。

幫顧國平設計並操盤這場控制權爭奪戰的，正是上海和熙投資。和熙投資的老闆康偉曾是申銀萬國研究所的明星策略分析師，而黃樂作為副總經理和執行董事直接參與了這一項目。

這套奪殼方案做得相當老練，10 月底和熙投資先成立了一隻規模 5281 萬元的私募基金，由顧國平個人出資 778 萬餘元；緊接著，和熙投資找上黃樂的老東家中信證券，簽下股票收益互換協議，用 5000 萬元保證金撬動 1.5 億元融資額度，湊出約 2 億元直接買下慧球科技 3.8% 的股份，不到兩個月就把顧國平送上了慧球科技董事長的位置。此後到 2015 年 8 月，和熙投資通過收益互換和基金募集累計籌集了 18 億餘元，動用多個名義持有人的組合買賣慧球科技，最高持股比例達到 8.3%。

2015 年夏天股災，慧球科技暴跌，高槓桿資管計劃面臨平倉。到了 2016 年 4 月，走投無路的顧國平為了籌集救命錢，被迫把慧球科技的公章和控制權轉手賣給了後來臭名昭著的資本玩家鮮言。

就在顧國平交出上市公司公章的同一時間，原本幫他奪殼的「盟友」康偉和黃樂，反手收走了斐訊的控制權。

工商記錄顯示，2016 年 3 月 4 日，黃樂創辦了上海韻禧投資管理諮詢有限公司，一個月後便進入和熙投資的股東名單。緊接著在 2016 年 5 月至 7 月間，顧國平陸續退出三家合計持有斐訊 50.65% 股權的持股平台，接手方正是康偉與黃樂關聯的和熙系企業。到 2018 年，和熙系及疑似一致行動人合計控制了斐訊約 59.64% 的股份，把創始人顧國平的持股擠到了只剩兩成。

到了 2018 年，先是證監會因慧球科技交易中的信披違法和違規買賣，對和熙投資開出 1770 萬元罰單，對康偉個人罰款 40 萬元；緊接著，斐訊靠「0 元購路由器」促銷綁定的理財平台「聯璧金融」與「華夏萬家金服」徹底崩盤，牽出累計非法集資 830 餘億元、造成 110 多萬名受害人實際損失 125.73 億元的驚天大案。顧國平在 2021 年被判處無期徒刑。

而在這一連串罰單、判決書和爆雷名單裡，自始至終沒有出現黃樂的名字。她早已抽身離開，去了新加坡。

看懂了十年前上海灘的這一幕，再看 2023 年之後她在新加坡操盤的 Megaspeed，就會發現手法幾乎如出一轍。

2022 年 10 月，美國政府首次出台對華先進 AI 晶片的出口禁令。五個月後的 2023 年 3 月，中國網頁遊戲公司「第七大道」把自己在新加坡的海外子公司改名為 Megaspeed，由黃樂出任董事總經理，公司股份全部轉進黃樂名下的一家英屬維爾京群島離岸公司。而第七大道，恰恰也是上海和熙投資早年投過的標的公司。

只過了八個月，2023 年 11 月，黃樂就辭去了 Megaspeed 的董事職務，這些股份隨即轉給了一家剛成立的新加坡空殼公司 Swiftdata。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順著公司註冊地址找過去，發現那裡只是一間代辦公司註冊的秘書事務所。

就在黃樂從工商登記裡隱身的幾天後，Megaspeed 正式登上了英偉達官網的「雲合作夥伴」名單。

接下來依然是小本金撬動百億大盤的手法。2023 年底，Megaspeed 手頭的現金只有大約 570 萬美元；但台北那場酒吧聚會過去才幾個星期，它在馬來西亞的子公司 Speedmatrix 就開始收貨，頭一年進了 200 多批英偉達產品，價值約 20 億美元；到 2026 年 2 月，累計採購額至少 48 億美元，一躍成為英偉達在東南亞最大的客戶之一。

這批貨大半採購自中國伺服器巨頭浪潮集團設在加州的子公司 Aivres，運到柔佛州棕櫚油種植園深處的資料中心，把算力遠端租給阿里巴巴等中國客戶。彭博社披露，截至 2025 年 11 月，Megaspeed 共進口了約 13.6 萬顆英偉達 GPU，但英偉達巡檢人員去機房盤點時，只找到了幾千顆最新款晶片，大批設備連包裝箱都沒拆。美國官員懷疑，相當一部分硬體最後被轉運進了中國。2025 年，新加坡警方就 Megaspeed 問詢過黃樂，之後放人，沒有起訴；直到今天，新加坡警方對外只說對 Megaspeed 的調查仍在進行。

從 A 股的殼公司和收益互換，到東南亞的離岸空殼和 48 億美元晶片倒手，哪裡有政策壁壘和暴利價差，黃樂就去哪裡搭殼、加槓桿、攢權貴局，並且在監管鐵拳落下來之前提前把自己的名字從文件上抹掉。

但對於美國媒體和華盛頓政客來說，「一個在灰色地帶倒賣算力的中國資本掮客」遠遠不夠刺激，把她直接定性為「替國家安全部執行美人計的 spy」，才能讓自己收益最大化。

2024 年台北電腦展期間，黃樂與黃仁勳在一場行業聚會上同框｜圖源：NetThunder / LinkedIn

對美國媒體而言，跨國貿易合規與空殼公司股權騰挪太枯燥，讀者看兩行就會劃走；可一旦配上 2024 年台北酒吧的威士忌、2025 年 5 月台北那場晚宴直播裡她親吻黃仁勳臉頰、手搭在他背上的畫面，再加上兩人據報同車離開，寫成「5 萬億美元晶片帝國掌門人與中國 spy 的婚外情」，它立刻成了最轟動的冷戰驚悚片。更何況美國公眾早就熟知 2003 年與 FBI 特工保持二十年情人關係的陳文英（Katrina Leung）案、以及 2020 年在灣區結交政客的方芳（Christine Fang）案。套上這個現成模板，從《紐約時報》《金融時報》到《紐約郵報》，所有媒體都拿到了今年秋天最賺流量的頭條。

而比媒體更需要這個「Chinese Spy」定性的，是華盛頓的對華鷹派。

黃仁勳前半生是個標準的美國移民成功故事，1963 年生於台南，9 歲被送到美國肯塔基州一所收留問題少年的鄉村寄宿學校，每天放學後打掃男生宿舍的廁所；後來讀完俄勒岡州立和史丹佛，1993 年在聖荷西一家 Denny's 餐廳的卡座裡和兩個朋友創辦輝達。

但最近兩年，圍繞對華晶片出口管制，這位華人面孔的 CEO 成了華盛頓鷹派最大的阻礙。

2025 年 5 月的台北電腦展上，他公開批評美國的晶片出口管制「是失敗的」，直言管制讓輝達在中國 AI 晶片市場的份額從 95% 掉到了 50%。為了保住市場，他去佛羅里達的海湖莊園參加晚宴，給特朗普的白宮宴會廳基金捐了至少 2000 萬美元，換來政府有條件批准部分晶片對華銷售，條件是美國政府直接從銷售額裡抽成 25%。今年 9 月，白宮歡迎中國領導人的國宴上，黃仁勳坐在主桌。《紐約時報》披露，特朗普早在一年前就聽取過有關黃樂的情報簡報，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據稱是不想打亂輝達的晶片生意和中美貿易關係。

在緋聞曝光之前，黃仁勳為什麼一直想把晶片賣給中國，原本只有一個很無聊但站得住腳的理由，生意。中國是百億美元級的大市場，換任何一個美國白人 CEO 坐在這個位置上，同樣會去爭。

現在，華盛頓的反對者們拿到了一個好講得多的理由。

只要把黃樂定性為「Chinese Spy」，黃仁勳反對出口管制就不再是為美國股東爭利益，而成了「被 spy 吹了枕邊風」。得州共和黨眾議員 Michael McCaul 已經公開喊話，要求立即暫停向中國出口先進 AI 晶片，「直到我們查明此事的真相」。過去一年黃仁勳在海湖莊園和白宮攢下的所有遊說籌碼，一夜之間變成了負資產。

這就是為什麼黃仁勳必須在一封出軌道歉信裡寫下那句「我以身為美國人為榮」。他很清楚，華盛頓真正要審查的從來不是他的私德，而是他的忠誠。

漏掉的第四個選項

如果說華盛頓和紐約媒體需要一個「Chinese Spy」來服務政治博弈與頭條流量，那麼在舊金山和矽谷，年輕的科技從業者們迷戀這個劇本，則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自戀。

十月底，一位剛搬去灣區的朋友跟動察 Beating 聊起那邊的婚戀市場，說離譜的事情多到「真能拍電視劇了」。就在黃仁勳事件發酵的這幾天，朋友發來了四條觀察。

第一條是這麼寫的：

「這個人是很欣賞我／人很好／還是她是個 chinese spy？已經變成個超級梗了。但大部分說這個的人是拿著這個去自戀。」

「自戀」。懷疑別人是 spy，前提是你覺得自己重要到值得被安排 spy 接近。

這個梗在灣區由來已久，真正被推到台前，是 2025 年 10 月。英國《泰晤士報》那時發了一篇報道，說中國和俄羅斯在對矽谷搞「性戰爭」，派年輕女性扮成投資人、研究員或者戀人去接近科技從業者，有的結了婚、生了孩子，做長期潛伏。報道裡，風險諮詢公司 Pamir Consulting 的首席情報官 James Mulvenon 說，他最近的 LinkedIn 上多了很多來自「同一類型」年輕漂亮中國女性的好友請求。

馬斯克把報導截了個圖，在底下回了一句：「If she's a 10, you're an asset.」

asset 在這裡剛好有兩個意思。情報行業裡，它指被發展的線人；金融行業裡，它指資產。

這個一語雙關到了 2026 年的灣區，完全變成了字面意思。

2025 年 6 月，Sam Altman 說 Meta 在用上億美元的簽約獎金挖 OpenAI 的人。同年 10 月 OpenAI 的一輪老股轉讓裡，600 多名現任和前員工一共賣了 66 億美元，每人上限 3000 萬美元。今年 8 月，OpenAI 又按 8520 億美元估值回購了約 70 億美元員工股。今年 10 月 13 日，《紐約郵報》採訪了幾位做華人婚戀生意的紅娘，自稱北美最大華人交友網站的「兩顆紅豆」創始人趙清華說，Anthropic 和 OpenAI 的工程師是她的「first tier」。

可要是順著這個往下想，你會發現那三個選項其實少了一個。

欣賞我、人很好、是 spy。裡面沒有「她圖我的錢」。

為什麼偏偏少了這一個？在今天的灣區，連 Duboce Triangle 掛牌賣房的屋主都放話買家可以用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股票支付，「圖錢」明明才是概率最高的答案。可一個剛拿到大筆期權的工程師開玩笑的時候，寧可說對方是一個國家派來的 spy，也不說對方是衝著他的股票來的。

被一個國家盯上，說明你重要。被一個人算計，只說明你有錢。前一種能拿來在酒局上跟朋友吹牛，後一種只能自己消化。

到了十月中旬，這種混合著自戀與防備的心態，真的變成了公司的員工培訓。

OpenAI 位於舊金山 Mission Bay 的總部辦公樓，攝於 2025 年 6 月｜圖源：Coolcaesar / Wikimedia Commons

10 月 9 日，35 歲的 OpenAI 沙烏地籍工程師 Abdulrahman Alfozan 因為在高管會議室裡偷裝錄音設備被 FBI 逮捕。五天後，《華爾街日報》報導，OpenAI 一直在給員工做反 spy 培訓，內容包括 honeypot 式的接近、現金收買、在咖啡館裡偷聽，還有一些假想場景，比如舊金山某個兒童遊樂場裡一個總來搭話的陌生人。

員工被建議不要在公司外穿印著 logo 的衣服，用防窺屏，開完會把白板擦乾淨，以防保洁被人收買。指引裡有一條說，如果有人試圖引誘你，先想一想對方會不會是 spy。

這條新聞在 X 上收到的反應特別真實。

有人說 OpenAI 的 HR 其實只需要提醒員工一句：「記住你自己有多醜、多無聊。」有人說 AI 公司的男員工大多是 2 到 5 分，看到一個 9 分的人對自己有興趣，本來就應該起疑心。Meta 的 Alexandr Wang 也在底下湊熱鬧，說超級智能實驗室的辦公室在南灣，「如果有你不認識的人找你搭話，背後肯定有鬼」。一位 Hugging Face 的前員工吐槽說，OpenAI 的工程師永遠不會遇到真愛，只有手裡的系統權限會被看上。

在今天的矽谷，spy 敘事非但沒有讓人感到恐慌，反而成了科技新貴們確認自己身價的勳章。

兩個 80%

既然矽谷的男人們這麼吃這套敘事，那麼像黃樂這樣的操盤手，是怎麼在短短一兩年裡敲開矽谷最核心的大門的？

朋友發來的另一條觀察，點出了這個圈子最真實的供需結構：

「一些在微信群的中国人 AI researcher events 很搞笑，因為點進群裡發現 80% 是女的，while most invitation only networking parties（而大多數邀請制的私密社交局）80% 男的。」

第一遍讀這句話，很容易順著《紐約郵報》那篇《拜金女們正湧向矽谷》的標題去理解，以為是女人們衝著 AI 研究員去了。那篇稿子直接用了「gold-digging」這個詞，紅娘 Amy Yang 說每週都有中國女性飛過來；一位四十多歲、離過婚的國內女商人說，她特別關注那些準備上市的 AI 公司裡的男人，管婚姻叫一次「資產重組」。

但順著這個方向往下想，很快就會發現不對勁。

首先是憑什麼認為微信群裡那 80% 的女性不是研究員或從業者，而是來找對象的？

再往下想也想不通。真要衝著核心資源去，最肥的獵物明明都在那些邀請制的小局裡，那裡聚集著真正的創始人、頂級研究員和合夥人。可為什麼到了那些私密局裡，80% 全是男人？

把兩個 80% 放在一起看，這組數字說的其實是權力的門開在哪兒。

2025 年，全女性創始團隊獲得的融資金額占美國風險投資總額的 1.1%｜圖源：PitchBook–NVCA Venture Monitor，第 18 頁

微信群掃個二維碼就能進，邀請制的局得有人帶。門開著的外圍社交場裡女性多，門關著的核心牌桌上男性占了八成，而真正分配工作機會、Term Sheet、早期額度和核心算力的，全在後面那個房間裡。資金的流向也是這個形狀，按 PitchBook 的統計，2025 年全女性創始團隊拿到的美國風險投資只占 1.1%，前一年是 2.1%。

80 比 20 這個比例，在科技公司內部同樣是常態。截至 2025 財年末，英偉達全球 3.6 萬名員工裡男性占 77.5%，女性占 21.2%。黃仁勳本人在俄勒岡州立大學讀電氣工程時，班上 250 個學生裡女生只有 3 個。他當年用一句「要不要看我的作業」追到了後來的妻子 Lori，承諾每個周日陪她學習，保她門門課都拿 A。

正是這種「80% 是男人」的封閉結構，給黃樂這樣的玩家提供了最合適的獵場。

在一個財富和權力高度集中、男性占比又常年超過八成的房間裡，女性的注意力、吹捧和親密關係本身就是極度稀缺的籌碼。在這裡做局，根本不需要什麼 10 分的絕世美女，她做的其實是一筆性別比例的套利。

對於一個早年在上海灘見識過 A 股奪殼大戰、深諳如何用 5000 萬保證金撬動 18 億資金盤的資本老手來說，科技圈這幫男人的軟肋實在太好摸透了。一杯威士忌、幾句恭維、一張挨在卡座裡的合影，就能把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創始人變成自己的信用背書。《紐約時報》提到，黃樂和合夥人正是拿著她與黃仁勳的親密關係，回頭去上海和浙江的富豪圈子裡募資的。

兩本護照

諷刺的地方在於，當黃樂這樣的資本玩家在牌桌上名利雙收、然後全身而退時，替這套「Chinese Spy」敘事背鍋的，往往是矽谷那些真正的普通中國女性從業者。

朋友發來的第三條觀察說：

「Lots of ppl here have Asian fetishes and very masochist. But it matters if you're 'Chinese Chinese' or you're 'ABC'.」

意思是，灣區很多男人對亞裔女性有特殊迷戀，甚至帶著點受虐傾向；但在他們眼裡，你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華，還是在中國長大、拿中國護照或剛換綠卡的「Chinese Chinese」，完全是兩碼事。

在灣區，同一張亞洲面孔會被分成兩種品類。ABC 是迷戀的對象，頂多再加一點對「文化差異」的好奇；而面對中國本土背景的女性，男人們在迷戀之外又多了一層戒心。

Business Insider 的 Jasmine Sun 在 2025 年 1 月寫過一個故事。

2024 年 11 月，伯克利，AI 會議 The Curve 的一場 after party。一位 27 歲、生在中國的女性也在，報道裡叫她 Sarah。她不久前辭掉了倫敦的交易員工作，轉做 AI 安全研究。聊天時有人提到矽谷的 spy 傳聞，說有人在「獵捕」年輕的軟件工程師，說著看了她一眼。於是她找了個理由離開，走之前對另一位客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但不是 spy。

這句話被旁邊一位 AI 政策圈的人聽到，發到了 X 上，瀏覽量幾百萬。底下有人猜她就是 spy，有人說這種人就不該被放進來。Sarah 後來解釋，她離開只是因為冷，而且同一個問題那一晚已經被問過一次了。她從此不再去 networking 活動，那年 12 月回了中國。

同一篇報導裡，另一位 26 歲、在舊金山一家創業公司工作的中國女性說，她在酒吧和人跳舞，對方叫她 honeypot，說因為她是中國公民，有些事不能跟她講。她後來推掉了幾個和 AI 有關的工作機會，在工作場合也刻意壓著口音。

這種審視也並不是這幾年中美關係緊張才有的。

1875 年 3 月，美國國會通過 Page Act，這是美國第一部限制移民的聯邦法律，比《排華法案》還早七年。它主要阻攔的是中國女性，法律預設從中國來的單身女性多半是來賣淫的。此後，中國女性在香港上船前、在舊金山下船時，都要回答關於自己「品行」的盤問，很多問題帶著羞辱意味。

法律通過前，在美華人的男女比例大概是每 1000 個男性對應 78 個女性，法案通過後掉到 48；到 1910 年依然是 14 比 1，舊金山唐人街被叫作「單身漢社會」。

美國法律對中國女性下的第一個判斷，就是她來這裡要用身體換點什麼。一百五十年後，懷疑她們要換走的東西從金砂變成了晶片。

至於朋友說的 masochist，可以從好萊塢延續了近百年的另一個詞來理解，Dragon Lady。

黃柳霜在 1931 年電影《龍女》（Daughter of the Dragon）中｜圖源：美國電影學院博物館

這個詞來自 1934 年 Milton Caniff 的連載漫畫《Terry and the Pirates》，原型是一個美艷、狡猾、危險的中國女海盜頭子；再往前三年，黃柳霜在電影《Daughter of the Dragon》裡演的也是這一路角色。好萊塢給亞洲女性留過兩個位置，一個是蝴蝶夫人那樣順從的，一個是龍女那樣危險的。灣區男人說「她可能是 spy」的時候，臉上很少有恐懼，多半帶著點興奮。被一個危險的女人挑中、被她利用，本來就是他們幻想的一部分。

可 Chinese Chinese 又恰恰是今天灣區 AI 最離不開的一群人。

今年 9 月，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中心主任以 10280 名 NeurIPS 2025 論文作者為樣本做了一份統計，57% 的頂尖 AI 研究者本科讀的是中國高校，2022 年是 46%，本科在美國的只有 13%。2025 年 7 月流出的 Meta 超級智能實驗室 44 人名單裡，來自中國的佔了一半。

2018 年 11 月到 2022 年 2 月，美國司法部推行「中國行動計劃」，查了幾百位學者，真正坐實的 spy 案很少。2025 年 9 月 21 日起，新的 H-1B 申請要多交 10 萬美元。卡內基那份統計還顯示，2025 年這批頂尖研究者裡，41% 在中國工作，34% 在美國，中國在這項統計裡第一次反超。

所以朋友那句話落到底，其實是對一個中國本土背景的女性來說，只要她踏進舊金山的社交場，人們就會默認她背後有個委託人，可能是一個家庭，一筆錢，或者一個國家。

沒人談論的男人們

如果再往深處看一步，這套 spy 與功利敘事還有一個更大的盲區，為什麼在所有故事裡，靠感情往上爬或者替國家套取情報的角色，大家默認都是女性？

朋友發來的第四條觀察，直接點破了這件事：

「男版鄧文迪在這裡其實也很普遍，只是 no one talks about it。」

鄧文迪這個名字在矽谷和華盛頓之所以常被借用，是因為她身上同時疊著兩層標籤。

第一層是靠婚姻拿身份、實現階層躍遷。1968 年生於山東的鄧文迪，在廣州讀書時認識了美國夫婦 Jake 和 Joyce Cherry，後來去美國念書就住在他們家。1990 年，53 歲的 Jake Cherry 離婚，娶了 21 歲的鄧文迪，這段婚姻持續了兩年零七個月，她拿到了綠卡。之後是耶魯 MBA、香港星空衛視，直到 1999 年 6 月在遊艇 Morning Glory 上嫁給剛離婚 17 天、時年 68 歲的默多克。

第二層是走到權力高處之後，被懷疑替中國政府做事。2018 年 1 月，《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反情報官員在 2017 年初曾提醒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鄧文迪可能在利用與他和伊萬卡的交情推進中國政府的利益，裡頭牽涉一個由中國政府出資、在華盛頓國家植物園花 1 億美元建中國園林的項目。她的發言人否認，中方也稱這是毫無根據的猜測。

長期以來，灣區華人移民的基本結構是「工程師 + 家屬」，H-1B 給工程師，H-4 給家屬。H-4 持有人直到 2015 年都不能合法工作；即便新規出臺，也只有配偶已進入綠卡流程的那部分人才能申請工作許可，而頭三年拿到許可的人裡，九成以上是女性。女人依附一個工程師留在美國，很大程度上是簽證制度先寫好的，然後才被人講成某種拜金的性格。

再看情報史上的spy ，無論是「靠婚姻拿身份和資源」，還是「用感情做 spy 工作」，男人的例子從來都不少。

改編自黃哲倫同名話劇的電影《蝴蝶君》（1993）劇照｜圖源：Eye Filmmuseum

1964 年聖誕節前後，20 歲的法國駐華使館會計 Bernard Boursicot 在北京的一場聚會上認識了 26 歲的京劇男旦演員時佩璞。時佩璞告訴 Boursicot，自己其實是女兒身，家裡想要兒子才從小被當成男孩養。Boursicot 信了，兩人斷斷續續交往了將近 20 年，時佩璞還給他看過一個從新疆領養來的「兒子」。

為了時佩璞，Boursicot 把 150 多份使館文件交給了中方。1983 年兩人在法國被捕，Boursicot 直到法醫體檢才知道對方生理上是個男人。黃哲倫後來把這件事寫成了百老匯話劇《蝴蝶君》，1988 年拿了托尼獎。

冷戰時的東德也有專門的男 spy 部隊。東德情報頭子馬庫斯·沃爾夫手下有一批「羅密歐」，專門去波恩引誘西德政府部門裡單身的女秘書。1968 年，西德研究生 Gabriele Gast 去東德做論文調研時愛上了其中一個，後來進了西德聯邦情報局，一路升到負責分析蘇聯集團情報的高級職位，直到 1990 年才暴露。

既然在灣區靠伴侶往上走的男人很普遍，歷史上做色情 spy 的男人也不少，為什麼現在幾乎沒人談論呢？

一是沒有合適的詞。女性走這條路，中文有「嫁入豪門」，英文有 gold digger，鄧文迪的名字可以直接借用，放進國際政治裡還有 honeytrap。男性走這條路，中文只剩一句罵人的「吃軟飯」，誰也不好意思掛在嘴邊；到了英文職場裡，又會被體面地換成 networking，或者誇一句「他很會找貴人」。

二是亞裔男人在美國婚戀市場裡的位置。交友網站 OkCupid 在 2014 年公布過一組後台數據，除了亞裔女性，幾乎所有族裔的女性給亞裔男性的評分都墊底。處在這個位置的中國男人如果靠一段關係往上走了，旁人不太會往這方面想，他自己更不會提。

還有一個原因最簡單。《泰晤士報》那篇報道裡，被派出去的都是女人，被盯上的都是男人。因為矽谷默認掌握算力、股票和權力的獵物都是男性，劇本裡沒寫的角色，就算站在台上也沒人看。

心之喜悅谷

無論是華盛頓的政治圍剿、媒體的頭條狂歡、游走於跨國灰色地帶的資本掮客，還是矽谷酒局上的 spy 笑話，每一個人都在用同一個劇本各取所需。

而這套圍繞中國女性、財富與權力的交易和審視，早在一百七十多年前加州淘金熱剛開始、「舊金山」這個中文名剛剛出現的時候，就已經在這片土地上發生過了。

1849 年，淘金的人從世界各地湧進加州。1850 年的人口普查裡，加州女性只佔不到 8%。

差不多同一時間，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廣東女人獨自下了船。她的名字後來被寫成 Ah Toy，中文是亞彩。按《紐約書評》撰稿人 May Jeong 的考證，她是到舊金山的第二個中國女人。

很快看清了男女比例懸殊的亞彩，在克萊街搭了一間四英尺寬、六英尺深的木棚。她最早的生意，是讓排隊的白人礦工花一盎司金砂，掀開門簾看她一眼。

1849 年底，她把幾個白人礦工告上了法庭，理由是他們付的不是金砂，是黃銅屑。開庭那天，她端著一隻中國瓷碗出庭，碗裡裝滿了作為證據的銅屑。按當時《Alta California》的記載，她穿著杏色緞面短襖、柳綠色的褲子，臉上撲了米粉。官司最後沒贏。

後來，舊金山治安委員會派了一個叫 John A. Clark 的巡查員去查她的妓院，目標是把她趕出美國。Clark 沒驅趕她，反而開始追求她，用官方保護換取和她的關係，再後來動手打她、敲詐錢財。1852 年她去告 Clark，法官 McGowan 說這是私事，當庭駁回了。

1854 年，加州最高法院在「人民訴霍爾案」裡立下判例，華人不能在法庭上指證白人。

1935 年，聖塔克拉拉縣山坡上成排開花的果樹。這裡曾被稱為「心之喜悅谷」｜圖源：History San José / 聖何塞州立大學圖書館

1857 年她回了中國，兩年後又回來。1868 年，她搬到南灣的聖何塞，1871 年嫁了人。丈夫 1909 年去世後，她在碼頭邊賣過一陣蛤蜊。1928 年 2 月 1 日，她在聖何塞去世，還差三個月就一百歲了。

她去世那年，聖塔克拉拉谷還沒有半導體，也還沒有人叫它矽谷。它那時的名字是「心之喜悅谷」，滿谷都是杏樹和李子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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