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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要倒閉到五萬億，黃仁勳和他的英偉達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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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醒來，都覺得公司離倒閉還有三十天。」

11 月 12 日上午，聖克拉拉，聖托馬斯高速路 2788 號。一份不到兩頁的新聞稿從這棟樓裡發出去，標題五個英文詞：NVIDIA Announces CEO Transition。（輝達宣布 CEO 交接事宜）

第一條，黃仁勳辭去總裁、執行長和董事職務，立即生效。第二條，當了十三年財務長的科萊特·克雷斯出任臨時 CEO。第三條，哈維·瓊斯成為公司三十三年來第一位董事會主席。他是晶片設計軟體公司新思科技（Synopsys）的前 CEO。

新聞稿裡有一句評價：「黃仁勳對輝達的貢獻是深遠的。」原文英文用的是現在完成時，一件過去的事對現在的影響。

關於原因，一個字都沒有。

輝達總部大樓

四天前，他給全體員工發過一封郵件，標題是《A Message to Our Company》。信裡說：「我對妻子不忠。我的行為傷害了她和我們的孩子。對此沒有任何藉口。」信的結尾落了一個詞：Jensen。同一天，董事會宣布啟動獨立調查。今天，媒體又爆出黃仁勳和輝達高管有另一段婚外情。

十一月的矽谷還沒到最冷的時候。這家公司在一一年多前剛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家市值五兆美元的公司。今天，它的創始人只剩下一個身份：一名持股約 3% 的股東。

他不再參與公司的任何經營決策。除了這 3%，他和這家公司幾乎沒有關係了。

三十三年前，他在離這棟樓十公里的地方，用四萬美元開了這家公司。

一張桌子，四萬美元

1993 年 4 月，聖荷西，貝里耶薩高架橋下的一家 Denny's。

那家餐廳在東聖荷西，當年的東聖荷西不算好地方。餐廳門面上有彈孔，是有人朝停著的警車開槍留下的。三個三十歲上下的電氣工程師坐在靠裡的位置，桌上攤著紙。其中一個人叫克里斯·馬拉科夫斯基，正在吃一份香腸蛋捲，喝一杯煮糊了的咖啡。

另外兩個是柯蒂斯·普里姆和黃仁勳。三個人此前都在晶片行業做事，馬拉科夫斯基和普里姆在 Sun Microsystems，黃仁勳在 LSI Logic。

他們決定做一件事：給個人電腦造一顆專門畫圖的晶片。

東聖荷西那家 Denny's

據說三個人每人掏了 200 美元，才把公司註冊下來那天。這家公司的起步，傳言只有 4 萬美金。

那時候沒有「GPU」這個詞，這個詞要等到 1999 年才被造出來。那時候的個人電腦，畫面是 CPU 一邊算邏輯、一邊一個像素一個像素畫出來的。想打遊戲，得再插一塊卡；那塊卡笨重、昂貴，畫面還是糙的。

黃仁勳他們賭的，是畫面永遠不夠好。

「1993 年根本沒有市場，」馬拉科夫斯基後來說，「但我們看到一道浪正在過來。」他拿加州衝浪比賽打比方：在日本看到一場風暴，就通知所有衝浪者兩天後到加州，因為浪要來了。「我們當時就在起點上。」

這句話後來被證明對了一半。浪確實來了，但第一個浪頭就把他們拍在了沙灘上。

三本六十美元的教材

1995 年 5 月，輝達的第一顆晶片 NV1 上市。

這顆晶片的野心大得離譜：它想把圖形介面加速、波表合成、全動態視頻、3D 渲染、精密遊戲端口，全部塞進一顆晶片裡。研發花了 1000 萬美元，錢是紅杉資本和另一家風投 Sutter Hill 給的。

它沒有賣動。

一顆晶片想幹五件事，結果就是五件事都幹得不夠好；更麻煩的是，它選了一條和別人相反的技術路線。別人用三角形拼出物體，它用曲面；別人用「反紋理映射」，它用「正紋理映射」；別人的晶片裡有一塊叫 Z 緩衝的東西，自動判斷哪個面在前、哪個面在後，它沒有，它讓遊戲自己排。

三個選擇，全錯。

NV1 顯卡

1995 年年中，他們意識到了這件事。而這時候，微軟正準備發佈 Windows 95，準備推出 Direct3D——一個基於三角形和反紋理映射的圖形接口。全世界的遊戲開發者都會照着它寫遊戲。

也就是說，他們這條技術路線就算走到底，也不會有遊戲能跑。

更糟的是，他們手上還壓着一份做不完的合同。大客戶是日本遊戲公司世嘉，合同寫得很清楚：英偉達沿着同一條路線，給世嘉的下一代遊戲機做第二顆芯片，內部叫 NV2；世嘉則把自己 Saturn（土星）遊戲機上的遊戲移植到 PC 上，用英偉達的芯片跑。

黃仁勳後來在台大畢業演講裏回憶那一年，只用了一句話：「要麼做完，要麼不做。兩條路都是死。」

做完，是死。不做，違約，也是死。

他買了張機票去日本。

在世嘉的會議室裏，他見到了入交昭一郎。這個人當過本田美國公司的 CEO，後來回日本執掌世嘉。那年黃仁勳 33 歲，他自己形容：「我那時候還有青春痘，又瘦，一個中國小孩。」黃仁勳生在台灣，9 歲被家裏送到美國肯塔基的一所寄宿學校，從那以後就一直在美國長大。

他對入交昭一郎講了三點。

第一，我們承諾的技術不成立，它做不出來。第二，我建議你別讓我們做完這個合同，那是在浪費你的錢，你最好另找一個夥伴。第三，雖然我請你放我走，但我還是需要這筆錢。如果你不給我，我們公司今晚就會消失。

然後他請求入交把這筆合同的最後一筆 500 萬美元，改成對英偉達的投資。

入交昭一郎想了兩天。

他後來對黃仁勳說，這筆錢投進去，你的公司很可能還是會倒閉。黃仁勳回答，他知道，可如果世嘉不投，英偉達連機會都沒有。

最後，入交決定投。

世嘉 Saturn

黃仁勳後來説，如果世嘉一直拿着那筆股份，今天大概值一萬億美元。但英偉達上市那天，世嘉就賣了，「因為他們覺得那是個奇蹟。」賣的時候，英偉達的估值是三億美元。

500 萬美元到賬之後，黃仁勳做的第一件事是裁員。公司從一百多人裁到只剩三四十人。所有做遊戲機的人，全部裁掉。

然後他發現了一個更麻煩的問題：公司裏沒有人會做「正確的」那種圖形芯片。所有人只會做錯的那一種。

他去了趟書店。兜裏 200 美元，買了三本 Silicon Graphics 出的教材，每本 60 美元。回到公司，他把三本書分給三個架構師，説：讀完了，我們去救公司。

1997 年 4 月，第三代芯片 RIVA 128 發佈。

這顆芯片有多趕？它只支持 32 種 DirectX 混合模式裏的 8 種。他們沒有樣片，沒有第二次流片的機會，賬上的錢只夠流一次。流片，就是把設計好的芯片交給工廠，第一次真正造出來。於是他們把整顆芯片放進模擬器裏跑，一個畫面渲染要等一個小時，軟件團隊就坐在實驗室裏，看着屏幕一格一格地刷。

流片那天，黃仁勳跟所有人説：這顆芯片會是完美的。

有人問他：你怎麼知道？

他説：因為如果不完美，我們就沒了。

他還做了一件更瘋的事：跳過樣片測試，直接下量產訂單。正常的做法是先造一小批樣品芯片，測沒問題了再大批生產。他打電話給台積電，説我們有很多客户，需求很大，這顆芯片我們知道它能工作，請直接開始生產。台積電的人説，從來沒有人這麼幹過。

台積電的創始人張忠謀後來專門飛到美國見他。要不要給這家小公司開生產線，是他一句話的事。老先生沒有直接問「你還有錢嗎」，他繞着圈子問了很多問題，想套出這個答案。黃仁勳的説法是：我們確實沒有全部的錢，但我們手上有一張很硬的客户訂單。

RIVA 128 上市四個月，賣出一百萬片。

公司活了。

RIVA 128 顯卡

三十天

活下來是有代價的。黃仁勳有一句口頭禪，那幾年被他說得最多。

「我每天醒來，都覺得公司離倒閉還有三十天。」

按他自己的說法，從創業那天起，這句話他就一直在說。2025 年坐在美國最紅的播客主持人喬·羅根的麥克風前，他還在說：「這句話我用了 33 年。每天早上，每一個瞬間，睡覺前。」

1999 年 1 月 22 日，輝達在納斯達克上市。

敲鐘那天，公司估值三億美元。對一家四年前還在為工資發愁的公司來說，這是一個天文數字。對黃仁勳來說，這只是把「三十天」往後推了推。

2001 年，輝達取代剛剛因財務造假破產的安隆，進入標普 500，也就是美國最有代表性的 500 家上市公司名單。在這之前一年，微軟把第一代 Xbox 的圖形晶片訂單給了他們，預付款兩億美元。

然後是 2002 年。微軟回過頭來壓價，nForce 晶片組的第一批貨砸在倉庫裡，一個季度虧了 4860 萬美元。

然後是 2008 年 7 月。一批用在筆記型電腦上的圖形晶片被發現存在缺陷，公司一次性計提 1.96 億美元，也就是先從利潤裡劃出這筆錢，準備用來給客戶換貨賠償。同一年，金融危機來了。

那幾年，整個行業的名單在快速變短。1990 年代末，做獨立顯卡晶片的公司有 70 家。到 2008 年，只剩兩家：輝達和 AMD。

關於那幾年的不順，他後來很少提，反倒是講過一個跟晶片毫無關係的故事。

有一年夏天，他在京都。銀閣寺的苔蘚園很大，園子裡只有一個園丁，蹲在地上，用一把竹鑷子把枯掉的苔蘚一點一點夾起來，放進竹籃。他走過去問：你的園子這麼大，怎麼做得完。

園丁用英語回答：我照顧這個園子，已經二十五年了。我有的是時間。

京都銀閣寺苔蘚庭園

他後來在加州理工的畢業典禮上講了這個故事。他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深刻的領悟之一：一個人只要找到一件事，一直做下去，時間就夠用。

後來羅根問他，三十三年靠什麼撐下來。他沒有說願景，也沒有說使命。

「我不是有野心的人。」他說，「我只想活下去。」

然後他補了一句：「我更大的動力，來自不想失敗，而不是想要成功。」

台下沒有聲音

2006 年，黃仁勳做了一個所有人都看不懂的決定。

他要把 CUDA 裝進公司所有的顯卡。

一顆圖形晶片裡有成千上百個小小的計算單元，它們只會做最簡單的加減乘除，但同時做。CPU 像一個什麼都會一點的博士生，一次處理一件複雜的事；GPU 像成千上百個小學生，只會算術，但一起動手。

CUDA 就是給這成千上百個小學生發一本通用作業本：除了畫像素，你們還可以算別的——算蛋白質、算天氣、算地震波。

問題是，這本作業本很貴。它讓每一顆晶片的成本往上跳了一截，而買顯卡的人，是打遊戲的，沒有人會為「算蛋白質」多付一分錢。

「我發布 CUDA 的時候，台下一點聲音都沒有。」他後來説，「沒有客戶想要它，沒有人問過它，沒有人理解它。」

公司的市值跌掉了一大半。他後來在演講和採訪裡提起這段，他說：華爾街認為他瘋了。

股東要求他回去好好做利潤率。他每年辦一場叫 GTC 的會，上台講通用計算，台下坐著一群將信將疑的人。會開完，他就飛去各個大學，找那些用顯卡做科學計算的研究員。

最先被說服的，是科學界。地震數據處理、CT 重建、分子動力學、粒子物理、流體力學，一個領域接一個領域，CUDA 被拿去當算盤用。

2012 年，多倫多大學的一個博士生亞歷克斯·克里澤夫斯基，在自己臥室裡，用兩塊 GeForce GTX 580 遊戲顯卡，把 120 萬張圖片餵進一個神經網絡。那年的 ImageNet 圖像識別比賽，他的錯誤率是 15%，第二名是 26%。他訓練的這個神經網絡，後來有個響亮的名字：AlexNet。

從這一刻起，大家才相信，深度學習這條路走得通。

黃仁勳看到那篇論文之後，做了一個決定：把整家公司押上去。他後來說，他們判斷這件事的方式很樸素——如果一個東西能靠「更大」變強，那它就沒有天花板。他們要做的，是先把那個「更大」造出來。

2016 年 8 月，他親自把一台機器送到舊金山。那台機器叫 DGX-1，13 萬美元，8 顆 Tesla P100，170 teraflops，也就是每秒能算 170 萬億次，相當於 250 台普通伺服器。收機器的人叫埃隆·馬斯克，他當時是 OpenAI 的董事。

那時候 OpenAI 在矽谷還是一個沒人看得懂的非營利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