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 U.S. midterms: Ten questions investors should be asking
原文作者: Peter Doralt,DWS(德意志銀行旗下資產管理公司)
選舉結果不等於市場方向。市場反應取決於實際結果與既有預期之間的偏差,即使準確預測選舉,也未必能夠正確判斷資產價格走勢。
國會分裂未必利好美股。政治僵局可以限制重大立法,卻不能消除政府停擺、財政赤字擴大及行政政策調整帶來的不確定性。
AI 投資面臨地方政治變量。數據中心審批、電網建設和居民電價問題可能成為州及地方選舉的重要議題,直接影響 AI 基礎設施項目的成本與回報。
中期選舉無法自動解決美國債務問題。無論國會由誰控制,既有支出和債務利息仍將持續,美債投資者需要關注財政赤字、發債規模及長期收益率。
歷史上的選後上漲規律不具備確定性。美股通常在中期選舉前走弱、選後回升,但不同週期差異顯著,企業盈利和宏觀環境仍是決定性因素。
11 月 3 日,美國將迎來 2026 年中期選舉。屆時,全部 435 個眾議院席位以及 35 個參議院席位將進行選舉,其中包括兩場特別選舉。選民還將選出 39 個州及地區的行政首長,並決定大量州議會和地方公職的歸屬。
對於華爾街而言,真正重要的問題並不只是民主黨或共和黨能否控制國會,而是選舉結果將如何改變市場對經濟增長、通貨膨脹、企業盈利和美元走勢的預期。
德意志銀行旗下資產管理公司 DWS 在 10 月 26 日發布的報告中指出,準確預測政治結果,並不意味著能夠正確判斷市場走勢。市場交易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實際結果與投資者原有預期之間的差異。
從歷史經驗看,美國股市經常在中期選舉前走弱,並在選舉結束後反彈。但這種規律並不穩定,債券市場受到的影響則更加依賴當時的宏觀經濟環境。
DWS 將此次中期選舉對市場的潛在影響歸納為十個核心問題。
分析中期選舉的起點,不應只是判斷哪個政黨能夠獲勝,而應該先了解金融市場已經反映了什麼樣的政治預期。
DWS 在報告中指出,截至撰寫時,相關預測傾向於民主黨取得眾議院控制權,但實際結果仍存在不確定性。對於投資者而言,即便最終結果與事先判斷一致,也不意味著能夠據此獲得投資收益。
2016 年美國總統選舉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當特朗普意外贏得總統選舉時,金融市場最初出現下跌。但隨著投資者將注意力轉向企業減稅的可能性,美股隨後迅速反彈,並在下一個交易日結束前收復此前跌幅。
這說明,政治事件對市場的影響並不取決於勝負本身,而取決於市場如何重新評估未來政策與經濟前景。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 2026 年中期選舉。即便最終結果符合市場預期,投資者仍需要判斷新國會的政策組合是否會改變增長、通脹及企業盈利前景。
華爾街通常將注意力集中在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控制權上,但 DWS 認為,一些更值得關注的政策變化可能發生在州和地方層面。
州長、州議會議員以及地方官員能夠直接影響電力供應、輸電線路建設、土地規劃和數據中心審批。
對於依賴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企業而言,這些政策可能比國會席位變化產生更直接的影響。
例如,一家正在建設數據中心的企業,即便沒有受到聯邦政策調整的明顯影響,也可能因為地方政府改變電力接入規則或項目審批要求而面臨成本上升和工期延遲。
因此,一場對標普 500 指數幾乎沒有影響的地方選舉,仍可能顯著改變相關企業的盈利預期。
歷史數據顯示,美國總統所屬政黨通常會在中期選舉中失去一定數量的眾議院席位。
DWS 指出,2026 年還存在一個較為特殊的歷史背景:特朗普正在經歷第二個非連續總統任期。美國歷史上具有類似經歷的總統只有格羅弗·克利夫蘭。
如果參考連續擔任兩屆總統的歷史經驗,第二任期的中期選舉往往伴隨著執政黨支持度下降。這一現象也被稱為「六年之癢」(Six-year itch)。
金融市場同樣存在某些歷史規律。
美國股市經常在中期選舉前幾個月承受壓力,並在選舉結束後的時間裡恢復上漲。但報告強調,這些統計結果只能說明過去發生過什麼,並不能證明上漲是由選舉直接推動的。
不同歷史週期的經濟條件、企業盈利、貨幣政策和估值水平存在巨大差異,因此不能簡單依據歷史平均回報預測未來股價。
華爾街長期存在一種觀點:分裂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可能有利於金融市場,因為當白宮和國會由不同政黨控制時,大規模立法和政策調整將變得更加困難。
這種政治僵局被認為能夠限制政府干預,從而降低企業面臨的政策不確定性。
但 DWS 認為,歷史數據並不足以支持這一簡單判斷。
報告援引的研究發現,在政府統一控制的時期,美股平均超額回報反而高於分裂政府時期。更重要的是,立法活動減少,並不代表政治不確定性下降。即使國會陷入僵局,議員仍必須就年度財政撥款達成一致。如果兩黨無法妥協,政府停擺風險依然存在。
與此同時,受到國會制約的白宮也可能更加依賴其他行政政策工具推進其議程。
因此,對投資者而言,需要關注的不只是國會是否陷入分裂,還包括政治僵局出現之後,政府將通過什麼方式繼續實施政策。
這是此次中期選舉與過去選舉週期之間值得關注的變化之一。
隨著人工智能投資規模擴大,AI 產業的發展已經不再只是芯片、軟件和算法的問題,而越來越依賴實體基礎設施。
資料中心需要持續的電力供應、電網連接、輸電設施以及地方基礎設施支持,而這些項目往往受到州和地方政府的監管。
如果選舉結果反映出當地居民對資料中心建設、電價上漲或基礎設施壓力的不滿,新當選的地方官員可能採取更加嚴格的監管措施。
例如,提高資料中心建設的審批要求,要求開發商承擔更多基礎設施建設費用,或者採取措施限制資料中心擴張對居民電價的影響。
這些變化可能直接影響 AI 基礎設施投資的成本、項目建設進度以及未來盈利能力。對於已經投入大量資本建設資料中心的企業而言,地方政治由此可能從一般性的監管問題,轉變為影響財務表現的重要變量。
不過,DWS 同時強調,投資者不能只關注 AI 基礎設施面臨的政治阻力。
如果人工智能最終能夠顯著提高整體經濟生產率,那麼由此產生的增長效應,可能比圍繞資料中心建設的政治爭議更加重要。
換言之,AI 行業的長期估值仍取決於技術能否真正轉化為生產率提升和企業盈利增長。
另一種常見觀點是,如果國會陷入分裂,兩黨將難以推動大規模新增財政支出,從而幫助美國控制預算赤字。
但 DWS 提醒,政治僵局並不必然意味著財政紀律改善。即使新的重大財政項目難以獲得通過,現有聯邦支出仍可能持續,政府債務的利息成本也會繼續累積。
與此同時,圍繞年度財政撥款達成的政治妥協,可能保留原有財政承諾,甚至增加部分支出,卻無法解決長期債務問題。
這一差異對美國國債市場尤為重要。對於美債投資者而言,需要判斷的是選舉結果是否會改變未來財政赤字、國債發行規模,以及為了吸引投資者購買國債,美國政府需要支付怎樣的收益率。
國會僵局可以限制政策調整,卻無法自動改變財政收支的基本結構。因此,即使中期選舉產生分裂政府,也不能直接據此判斷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將下降。
DWS 建議,投資者對選舉之夜的早期結果保持謹慎。
如果參議院控制權最終取決於一兩個競爭激烈的選區,隨著更多選票完成統計,初步結果可能發生變化。
出口民調本質上屬於估計數據,而勢均力敵的選舉還可能涉及延遲統計的選票、重新計票、司法訴訟以及各州不同的結果認證程序。
但金融市場通常不會等待最終選舉結果全部確認後才開始交易。
既有研究顯示,當市場對某種政治結果發生的可能性重新定價時,股票、利率、石油和美元都可能出現波動。
因此,投資者需要區分真正改變政策預期的新信息,與選舉統計過程中產生的短期噪音。
DWS 強調,選舉結果本身並不直接提供交易指令。
真正影響資產價格的是一條更長的傳導鏈條:
市場原有預期是什麼,實際結果帶來了哪些意外,這些意外如何改變政治人物的政策激勵,進而如何影響企業盈利、通貨膨脹、利率和風險溢價。
對於 2026 年中期選舉而言,關鍵政策變量包括關稅、財政支出、AI 基礎設施監管以及美債收益率。
投資者需要進一步判斷,這些政策變化是否足以改變資產的長期定價。
報告認為,相比總統選舉,中期選舉通常不會產生同等程度的投資影響。即使參議院控制權最終由一個席位決定,其直接投資意義也可能較為有限。
DWS 因此預計,在短期政治波動之後,金融市場可能逐漸恢復對常規經濟和政策議題的關注。
相比誰贏得選舉,市場最終可能更關注新當選官員準備實施哪些具體政策。
DWS 認為,美股投資者首先需要區分選舉帶來的整體市場影響與個別行業、企業受到的影響。
從歷史數據看,標普 500 指數經常在中期選舉前出現一定程度的走弱,並在選舉後一年內回升。但不同選舉週期的實際表現差異很大,歷史平均回報並不能有效預測單個週期的市場走勢。
報告還比較了自 1953 年以來共和黨總統執政時期,不同國會控制格局下的美股表現。在這些有限樣本中,無論國會由哪一政黨控制,標普 500 指數的平均年度回報均為正值。不過,當共和黨同時控制至少一個國會兩院議院時,平均回報明顯高於民主黨同時控制參眾兩院的時期。
DWS 同時提醒,相關樣本數量較少,不能將這種歷史差異直接視為未來市場表現的預測依據。對於美股整體而言,企業盈利、生產率、貨幣政策和估值水平,仍然可能比國會控制權更加重要。但對於特定企業和行業,情況可能不同。
如果選舉結果改變關稅政策、行業監管或者 AI 基礎設施建設的政治環境,就可能對部分企業的盈利前景產生更明顯的影響。
因此,投資者需要判斷的不是選舉結果是否足夠引人注目,而是它是否真正改變了企業未來能夠賺取的利潤,以及市場願意為這些利潤支付的估值。
對於債券投資者而言,選舉結果同樣只是分析的起點。更重要的問題在於,新的政策組合是否會改變美國經濟增長、通脹水平、政府融資需求和未來利率路徑。
政治不確定性還可能改變投資者持有長期債券所要求的額外風險補償,即期限溢價。
這意味著,中期選舉對債券市場的影響可能不會在選舉之夜一次性體現,而是在後續財政政策和宏觀經濟預期變化過程中逐漸顯現。
投資者需要關注未來的財政赤字規模、國債供給,以及通脹預期和長期美債收益率可能發生的變化。
信用債市場的歷史表現也反映了類似規律。DWS 分析了自 2002 年以來有彭博全球高收益債利差數據可供觀察的六次美國中期選舉,發現選舉結果對高收益債信用利差並不存在穩定、獨立的影響。
相反,選舉後信用利差的變化更多受到當時信用週期和整體宏觀環境驅動。例如,2010 年的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2014 年的石油市場衝擊,以及 2018 年美聯儲的貨幣緊縮,都對信用市場產生了重要影響。
由於歷史樣本數量有限,報告認為,目前更合理的做法仍然是重點分析宏觀經濟前景和特定行業的信用風險,而不是根據選舉結果直接判斷高收益債走勢。
2026 年美國中期選舉可能重新塑造國會權力格局,並在財政政策、貿易監管、AI 基礎設施和政府融資等領域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但 DWS 的核心判斷是,政治變化並不必然對應投資前景的根本改變。
對於美股而言,企業盈利、AI 生產率提升、估值水平和美聯儲政策仍將是長期表現的重要驅動力。對於美債而言,財政赤字、國債供給、通脹及長期利率預期則更加關鍵。
與此同時,地方選舉可能通過數據中心審批、電力基礎設施建設及地方監管,對特定企業和行業形成更直接的影響。
歷史規律可以提供參考,但不能代替對當下經濟條件的分析。
對於華爾街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準確猜中哪一個政黨獲勝,而是識別選舉結果是否改變了市場已經計入價格的增長、通脹、盈利和利率預期,以及這些變化究竟能夠持續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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