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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特稿:走進億萬富翁趙長鵬的生活

閱讀本文需 48 分鐘
從認罪入獄到總統赦免,趙長鵬的權力版圖反而更大了
原文標題:Inside a Billionaire』s Paradise With Crypto』s Most Powerful Ex-Convict
原文作者:David Yaffe-Bellany,the New York Times


編者按:別墅裡有一處一直沒修好的漏水,天花板上留著一塊顏色不一樣的水漬;門廳裡堆著一箱箱幣安周邊,主人勸記者挑一件帶走;家裡那架施坦威鋼琴擺在遊戲室正中,調音師上門,才發現從來沒人彈過。


這是《紐約時報》筆下趙長鵬在阿布扎比的日常。


他開著白色日產 SUV,把 iPhone 架在擋風玻璃上,自嘲像「全世界最有錢的優步司機」;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送給他一只泰干犬,另一只狗則被他取名「西蘭花」,因為聽起來有點像「區塊鏈」。他也談起監獄裡的日子:和銀行劫匪聊商業,回答獄友「比特幣為什麼漲」,甚至組織了一個追蹤股價的學習小組。


這些細節拼出了一個頗為矛盾的趙長鵬:一邊,他不斷強調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甚至有些樸素的「技術男」;另一邊,他已經置身於由王室、主權基金、政府和全球資本構成的權力網絡。即使經歷認罪、入獄和退出幣安管理層,他在加密行業的影響力並沒有真正消失。


這篇文章有意思的地方,正在於兩種形象的並置。趙長鵬把自己講成一個稀里糊塗捲進大事的局外人,而文中的另一條線索卻顯示,他每一步都走得相當精明:選擇在哪裡落腳,選擇與誰結盟,也選擇怎樣講述自己。幣安早年的增長,靠的是在監管的縫隙裡生存;今天的趙長鵬,已經直接坐到了政府、主權資本和政治家族之間。


在這個意義上,他的故事也是加密行業過去十年的縮影:從草莽增長,到被納入監管,再到與政治和國家資本深度綁定。生活裡的那些小細節,或許是理解這個故事最輕鬆的入口,但它們背後真正值得追問的是:一個經歷過認罪和監禁的人,為什麼依然坐在牌桌中央?


以下為原文:


I.


六月的一個早晨,加密貨幣大亨趙長鵬開著一輛白色日產 SUV,來到阿布扎比的瑞吉度假酒店。趙長鵬是加密貨幣界的首富,身家估計達 1140 億美元,就住在附近一棟別墅裡:九個臥室、四名保鏢、一名廚師,還有一艘名叫「Da Moon」的遊艇。但他也喜歡扮演他常用來形容自己的那種「普通人」,那天他主動提出,要親自帶我逛一逛這座城市。在瑞吉酒店門外,趙長鵬坐在日產車的駕駛座上,iPhone 架在擋風玻璃上,活像全世界最有錢的優步司機。「這是我的蘭博基尼,」我上車時他開玩笑說。


說清楚一點:趙長鵬不是普通人。不久前,美國當局針對他管理幣安(Binance)的方式提起刑事訴訟;在法庭文件中,這家加密貨幣交易所被描述為俄羅斯洗錢者、逃避伊朗制裁者和伊斯蘭國恐怖分子的避風港。趙長鵬認了罪,財富卻毫髮無損。服完四個月刑期後,他回到阿布扎比,依然是幣安的大股東,依然是這個行業裡最有權勢的人物。


如今 49 歲的趙長鵬,出入世界的方式像一位國家元首:乘私人飛機穿梭亞洲,為各國政府提供加密貨幣監管方面的建議;他每在伊斯蘭堡或馬尼拉停留一次,隨後往往就會傳出幣安在監管上取得新突破的消息。在他家裡,兩隻狗中有一隻是泰干犬(Taigan),一種優雅的中亞獵犬,常被比作羚羊。它是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送的禮物,這位對加密貨幣頗感興趣的總統還在二月和他一起滑過雪。「他本來想送我一只帳篷,就是那種大號的帳篷,」趙長鵬說,「我說不要帳篷,他就非要送狗。」


趙長鵬最有影響力的盟友,是兩個權勢顯赫的統治家族。一個是執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家族,他們希望借他之力,在沙漠中打造一個科技強國。另一個是特朗普家族。去年,幣安與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建立了業務關係,這家加密貨幣初創公司由特朗普總統和他的三個兒子創辦。去年,World Liberty 為特朗普帶來了 7.99 億美元收入,是他最賺錢的單項資產,比他的房地產組合或社交媒體生意都更來錢。去年 10 月,特朗普特赦了趙長鵬,此舉被廣泛批評為利益交換。


在業內被稱作「CZ」的趙長鵬通常迴避記者,但今年他與我見了好幾次面,急著為自己在幣安的生涯刷上一層更友好的光澤,儘管幣安至今仍未堵住髒錢的流動。他高而瘦,黑色短髮,小臂上有一個幣安紋身,沒有許多加密貨幣同行身上那種兄弟會式的張揚。他給人的印象是禮貌而專注,儘管他的興趣窄得近乎滑稽。今年,他自費出版了回憶錄《貨幣自由》(Freedom of Money),書中寫到有人帶他在閉館後參觀盧浮宮。這段經歷讓他毫無感覺。他寫道,那個導遊無異於在「對牛彈琴」。


多年來,他真正的天職是學者們所說的「司法管轄區套利」,也就是在一個又一個國家之間輾轉,尋找一套足夠柔軟、能容納他對風險與增長的胃口的法律框架。在阿布扎比,他或許找到了理想的落腳點。我們驅車進城,趙長鵬和藹地閒聊,中途停下來讓保鏢幫忙看路。(「好的老闆,靠右。」)我們經過一片氣派的宅邸,朝總統府 Qasr Al Watan 駛去,它那醒目的白色穹頂讓人想起泰姬陵。


趙長鵬越說越起勁。「過去幾百年,民主一直被奉為聖杯,但民主效率低下,」快到總統府時他說,「如果遇上一位仁慈的 dictator,效率其實極高。沒什麼爭論,不會把時間浪費在那些無聊的事情上。」


近來,這種既中世紀又超現代的、自上而下的商業與政治模式,在美國越來越有市場。去年訪問阿布扎比時,特朗普稱該國統治者 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 是「一個非常強硬的人」,是「少有的有遠見的人」。Zach Witkoff 是特朗普一位高級顧問的兒子,本身也算得上 MAGA 圈的王孫,去年 5 月在迪拜的一場加密貨幣大會上說得更直白。「我們真該學學殿下和阿聯酋的做法,」Mr. Witkoff 說,「他們是一個了不起的範例,展示了如何既引領創新,又守住家庭價值觀。」


趙長鵬已經生活在這群人嚮往的未來裡,安身於一個君主與億萬富翁和諧共處的精英飛地。駛離總統府時,他跟我講起自己此前在附近酋長國宮殿文華東方酒店參加的一場私人會議,與會者包括對沖基金創始人 Ray Dalio、日本億萬富翁 Masayoshi Son 這樣的高管。趙長鵬坐在台下時,注意到有人俯身過來跟他說話。是 Sheikh Mohammed。他想知道趙長鵬過得怎麼樣,有沒有什麼能幫上忙的。


II.


長時間的背疼讓 CZ 習慣躺著工作,圖:Laura Boushnak/ 紐約時報


今年年初的一天,趙長鵬正靠在床上辦公,忽然窗戶開始震動。他長期與慢性疼痛鬥爭,常常躺著處理生意。他告訴我,他起身走上陽台,看見天上一道煙跡。趙長鵬住在薩迪亞特島,那是阿布扎比的一處飛地,與伊朗隔波斯灣相望;伊朗剛剛向阿聯酋發射了一枚導彈。


這是一場動搖地區局勢的地緣政治危機的開端,但趙長鵬並不太在意。他回到床上繼續工作。「死在交通事故裡的人比死在導彈下的人多,」他後來說,「這裡很安全。」


在定居阿聯酋之前,趙長鵬是一個沒有國家的人。他出生在中國,12 歲時隨家人移居加拿大。在麥吉爾大學就讀之後,他做過多份技術工作,在紐約、中國和日本之間輾轉。2013 年 7 月,在上海的一場撲克局上,一位同事建議他去看看「一個叫比特幣的新玩意兒」。


對他這種沒有國界的生活方式來說,這是一項完美的無國界技術。研究了幾個月後,趙長鵬下了一個激進的賭注。他賣掉了自家的房子:上海一套三居室,他和妻子在那裡養育著兩個孩子。90 萬美元的賣房款全部投進了比特幣。這是一步險棋,但趙長鵬並不擔心。他想,就算比特幣暴跌,他也隨時能在傳統金融業找到另一份高薪工作。


此後,趙長鵬接連在亞洲的多家加密貨幣初創公司任職。這個行業在 2010 年代迅速膨脹,湧現出數百種新代幣,但交易這些幣的平台管理粗放,容易遭黑客攻擊。2017 年 7 月,趙長鵬創立幣安。幾個月之內,它就成了全球最大的交易所,此後從未讓出這個頭銜。


幣安的成功建立在兩個關鍵洞察之上。第一,加密貨幣投資者這個物種對風險上癮,僅僅用美元或日元換回等值的加密貨幣,永遠無法讓他們滿足。多年來,幣安一直以保證金交易所的方式運營:交易者可以借錢,對比特幣和其他熱門代幣的價格下高風險、高回報的賭注。


第二個洞察更簡單,影響卻更大。許多加密貨幣投資者不願表明身份,而幣安也不要求他們表明。在最初四年裡,公司允許客戶在連最基本的 KYC 信息都不提供的情況下開戶。傳統公司為防止金融犯罪,都要求提供這種「了解你的客戶」信息。


提供這類高風險服務的交易所不止幣安一家,但趙長鵬執行得比任何競爭對手都好。「交易所世界裡有很多 MySpace,而他做出了 Facebook,」加密貨幣諮詢公司創始人 Austin Campbell 說。結果是一個利潤極其豐厚的無政府狀態:一個未經審查的投資產品面向未經審查的交易者開放的平台。隨著市場繁榮,幣安從每筆交易中抽成;據《貨幣自由》所述,公司利潤很快達到 10 億美元。


特朗普品牌的運動鞋是商人 Gabe Abed 送給 CZ 的禮物,Gabe 曾擔任巴巴多斯駐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大使,圖:Laura Boushnak/ 紐約時報


趙長鵬一夜之間成了加密貨幣界的名人。但即便他躋身那一小撮擁有驚人政治影響力的超級富豪高管之列,行業之外的人始終不太了解他。在講述自己那些最具爭議的時刻時,趙長鵬把自己描繪成一個乘客:一個被成功沖昏頭腦的加密貨幣極客,一個稀里糊塗就成了 007 反派角色的天真局外人。


這場表演並不總是令人信服。六月下旬,坐在廚房裡,趙長鵬對我說,在幣安爆發式增長的早年,他「從來沒有真的想」違法,那段時間公司管控鬆懈,讓一批又一批不法分子得以洗錢。「那只是我在那方面缺乏經驗,」他說,「我是個技術男,我一直住在中國。」


這一形象與美國檢方在調查幣安時收集到的證據並不吻合。在法庭上,他們引用了趙長鵬給下屬的一句告誡:「與其求批准,不如求原諒。」根據法律文件,趙長鵬曾在私下討論如何掩蓋幣安服務美國用戶的事實,儘管該公司並未在美國獲得牌照。「什麼都別留下書面記錄,」他對一名下屬說。


在阿布扎比,趙長鵬稱自己是個「守規矩的人」。但顯而易見,他在一個關鍵時刻做出了策略性選擇:去試探法律的邊界,那時新一代投資者的習慣正在形成,而規則本身相當有彈性。


他領我走進他家門廳時,我又想起了這一點。那裡堆著一箱箱幣安的周邊產品。他勸我挑一件禮物,比如幣安的雙肩包,或是黃黑配色、做成棒球夾克樣式的幣安毛衣。


CZ 家玄關堆滿了幣安的周邊,圖:Laura Boushnak/ 紐約時報


我告訴他,記者對這類事情有規矩,超過 20 美元的禮物我一律不能收。他笑了,說那東西「大概 19 塊」。


III.


在亞洲輾轉多年之後,趙長鵬於 2021 年造訪阿聯酋。2017 年,當中國政府準備宣布取締加密貨幣交易所時,他和幣安的同事不得不在半夜逃離中國。在日本待的那段日子也沒成;新加坡也不行,那裡很難拿到工作簽證。後來,趙長鵬的朋友 Gabriel Abed 提了個建議。Mr. Abed 是商人,同時擔任巴巴多斯駐阿聯酋大使。他讓趙長鵬去迪拜看看。


趙長鵬立刻看到了阿聯酋人是如何對待有錢有勢者的。他在十月的一個週六上午抵達迪拜,幾個小時後,政府部長 Omar Sultan Al Olama 就上門拜訪。他向趙長鵬提供了一種所謂的黃金簽證,可獲十年無憂居留權。一名醫生被叫來做所有簽證持有者都需做的血液檢測。這類申請通常要數週才能辦完,而趙長鵬不到 12 小時就獲批了。


這種友好接待讓趙長鵬印象深刻。「到迪拜的第四天,我看了兩處房產,」他告訴我,「我買下了第二處。」到那年年底,幣安已與當地政府簽署諒解備忘錄,共同制定加密貨幣業務規則;公司派出三名員工協助起草框架。草案於 2022 年 1 月完成,幾週後簽署成為法律。「如果你是那艘朝著正北航行的船的船長,阿聯酋就想讓你加入他們的隊伍,」Mr. Abed 說,「他們對 CZ 就是這樣。從第一天起,他們就圍著他轉。」


在阿聯酋,並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如此慷慨的對待。多年來,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實施大規模監控,把哪怕最溫和的異見都定為非法,並管理著一個外籍勞工屢遭剝削和虐待的勞動力市場。


但對趙長鵬來說,這是一段舒適新生活的開始。創立幣安之前,他已與妻子分居,妻子帶著孩子搬到了東京。他與同事何一走到了一起。何一做市場營銷,在中國以旅遊節目《美麗目的地》前主持人的身份為人所知。趙長鵬年長的幾個孩子在美國讀大學,他和何一則在這個酋長國養育著一個年幼的家庭。


何一,CZ 的合夥人,同時也是他三個孩子的母親,在 CZ 卸任後被任命為幣安聯席 CEO 之一。圖:Laura Boushnak/ 紐約時報


趙長鵬被引薦進入一個高不可攀的億萬富翁社交圈。他結識了一批對技術感興趣的阿聯酋領導人,他稱之為「加密酋長」。最終他一路結識到 Sheikh Mohammed 的兄弟 Sheikh Tahnoon bin Zayed Al Nahyan。Sheikh Tahnoon 痴迷柔術,常在自己的宮殿裡款待權勢顯赫的商人。在王室晚宴的圈子裡,趙長鵬被當作貴客。「我們還在想,座位怎麼安排?」他說,「隨便坐,都行。」


在這些早期接觸中,酋長們會向趙長鵬推介阿聯酋,問他們能為他做些什麼。不久,趙長鵬就開始向更廣泛的億萬富翁群體宣揚這個國家的優點。他鼓勵人工智能大亨 Sam Altman 在阿聯酋設立公司,並警告說其他國家會對他充滿敵意。「你會面臨很多監管問題,」趙長鵬在喝咖啡時對他說。


對於新興行業的凶險,趙長鵬絕非泛泛了解。他抵達阿聯酋之時,正與一位名叫 Sam Bankman-Fried 的年輕創業者陷入一場惡鬥,後者是競爭對手交易所 FTX 的創始人。Bankman-Fried 是斯坦福法學院兩位教授的兒子,在許多方面與趙長鵬截然相反:他是個地道的圈內人,靠人脈和與美國政治精英的親近關係,為自己鋪平了通往行業頂端的路。「他有我沒有的門道,」趙長鵬在回憶錄中寫道。Bankman-Fried 會挖走幣安的員工,開出三到五倍的薪水。趙長鵬還聽到傳言,說 Bankman-Fried 在華盛頓說他的壞話。


2022 年 11 月,加密貨幣媒體 CoinDesk 的一篇報導對 FTX 財務狀況的穩健性提出質疑。當時趙長鵬在杜拜,正要去和 Gabriel Abed 喝酒,他決定在推特上表態,發了一條簡短而冷酷的公告:他要賣掉手裡價值 5 億美元的 FTT,這是一種代表 FTX 股票的代幣。這條帖子引發恐慌,焦慮的投資者爭先恐後地從 FTX 撤資。


錢並不在那裡。Bankman-Fried 從客戶那裡偷走了 80 億美元。他別無選擇,只能尋求救助,而加密貨幣界只有一個人有資源救他。發推兩天後,趙長鵬宣布收購 FTX;又過了一天,他退出交易,把 FTX 推入更深的危機。這一切看上去像一場高超的企業戰爭,用一位觀察者的話說,是一場「血腥運動」。六週之內,Bankman-Fried 在巴哈馬的公寓裡被捕,並被引渡到美國。他最終因欺詐罪被判處 25 年監禁。


趙長鵬告訴我,他從未想過要毀掉 FTX。他又擺出那副慣常的、聳肩裝天真的姿態,解釋說本打算在幾個月裡慢慢賣掉手裡的 FTT。「我無意搞垮他們,」他說,「我們損失了 5 億美元。」


被他擊敗的對手看法不同。「他玩了我,」Bankman-Fried 當時說,「而且玩得很漂亮。」


IV.


在杜拜住了幾年後,CZ 搬去了政治權利中心阿布扎比,圖:Natalie Naccache/紐約時報


億萬富翁們奔向阿聯酋,理由也是億萬富翁式的。這個國家不徵收所得稅,而且被認為極其安全,尤其是在歐美加密貨幣投資者頻頻成為綁匪目標的時候。但對剛剛目睹宿敵被跨國押解的趙長鵬來說,阿聯酋還有一項重要優勢:它與美國沒有引渡條約。


他回憶說,在 2022 年底或 2023 年初,一位阿聯酋王室成員在飯桌上問他是否想要國籍。趙長鵬遞交了一些文件,然後等待。幾個月後,一名政府特使來到他家,手裡拿著一個盒子,裡面是他和家人的護照。阿聯酋人「絕不會引渡本國公民」,趙長鵬告訴我,「這一點非常有力。」


他有理由警惕:套在幣安脖子上的繩圈正在收緊。美國檢方正在收集證據,證明這家交易所的鬆懈規程讓騙子、黑客和逃避制裁者得以轉移資金。在政府獲取的私人信息中,幣安員工以驚人的坦率談論著交易所那些來路不正的客戶。「現在洗毒資太難了嗎,」一名員工寫道,「來幣安,我們給你備了蛋糕。」


趙長鵬聘請了一個律師團隊,與司法部談條件。新護照給了他相當大的籌碼。在迪拜住了兩年後,他向南搬了一個半小時車程,到了阿布扎比,離這個國家的政治權力中心更近。談判進行期間,趙長鵬認真考慮過逃亡生活:他得限制出行,但在阿聯酋至少理論上會安全。


最終,他的法律團隊與美國政府達成交易。趙長鵬將承認違反反洗錢法《銀行保密法》,並辭去首席執行官一職。(公司將支付 43 億美元罰金。)儘管條件寬厚,他仍對律師感到不滿,並且完全不認為自己該坐牢。「我進監獄,是因為我們的平台沒有做好 KYC,」他告訴我,「在美國,你沒有身份證都能投票選總統。我不知道這套制度是怎麼來的。想想我經歷的一切,我倒覺得應該有人為這個去坐牢。」


不過,對幣安來說這是一個極好的結果。2024 年春天的量刑聽證會上,趙長鵬做了悔過陳述:「我對自己的失職深感悔恨,我很抱歉。」法官判處趙長鵬四個月監禁,稱他是「一位盡職的家庭成員,一個樂於付出的人」。法庭宣讀刑期時,趙長鵬正在上大學的兒子悄悄握拳一揮。


作為極少數擁有幾乎無限資源的重罪犯,趙長鵬的處境極有利於把苦頭吃到最少。他被分配到加州的最低安全級別監獄隆波克二號,Bankman-Fried 後來也關在同一座監獄建築群。入獄報到之前,趙長鵬組建了一個顧問團隊,教他領會牢區政治的微妙之處。其中一位顧問 Michael Santos 與其他囚犯通信,對方同意在獄中幫趙長鵬熟悉環境。「CZ,你是個懂人的人,手下管過幾千名員工,」Mr. Santos 對他說,「走進這裡,你不會丟掉這些本事。」


趙長鵬於 2024 年 5 月 30 日上午抵達隆波克。他很快融入了所謂的「car」,一種非正式的社交小團體,通常按族裔劃分。吃飯時,其他亞裔囚犯和趙長鵬坐在一起,放風時在操場上和他一起鍛煉。能和一位身家數十億的富豪同處一室,他們很興奮。「所有人都給他讓路,」隆波克的同監囚犯 Jaton Aguon 說,「就像國王走過通道。」


趙長鵬與一名曾是工程師的越南銀行劫匪走得很近。他們詳細聊過那些搶劫案,其中並沒有人們想象中《十一羅漢》式的精心準備。趙長鵬告訴我,此人「非常溫和」,「是個超級淡定的人」。「他就走進去,要錢,然後離開。而且他得手了 11 次。」


這名銀行劫匪是少數幾個對商業世界感興趣的囚犯之一。他讀彭博和《華爾街日報》,向趙長鵬打聽 Elon Musk 在特斯拉那份天文數字的薪酬方案。其他囚犯也有商業方面的問題,其中一人想弄懂加密貨幣市場的奧秘。「他說,那個,比特幣……它為什麼漲了?」趙長鵬回憶,「我說,哇,我其實也不確定。」趙長鵬組織了一個追蹤股價的學習小組;監獄裡有一台電視鎖定在 CNBC 頻道。


他的話並非句句都能被人接受。在隆波克,趙長鵬很難讓人理解他深信的這一點:幣安案本質上沒有受害者,「沒有欺詐,什麼都沒有」。當他解釋細節時,得到的回應是不屑。「他們說,是啊,人人都這麼說,」趙長鵬回憶。


2024 年 8 月,趙長鵬離開隆波克,轉入過渡教習所。但移民身份上的一點麻煩,讓他不得不在當地一所監獄度過最後兩週,在牢房裡做俯臥撐和仰臥起坐打發時間。獲釋那天,一名警官送他出門,母親、姐姐和助理在外面等著。他們驅車前往附近的機場,把他送上飛往阿布扎比的私人飛機。


從趙長鵬走出監禁場所,到他的私人飛機起飛,中間只隔了 26 分鐘。


V.


開著他的日產 SUV 在阿布扎比的馬路上馳騁,圖:Laura Boushnak/ 紐約時報


趙長鵬回來後,世界正朝他有利的方向轉變。一個對加密貨幣友好的政府即將在華盛頓掌權。大選前不久,特朗普與 Steve Witkoff 家族共同創辦了 World Liberty。Mr. Witkoff 是房地產大亨,正準備出任白宮中東特使。很快,美國這些新近掌權的交易型外交官就開始頻繁出入阿聯酋。


開車帶我逛城時,趙長鵬停下來指了指 ADNEC 中心,這座會議廳在 2024 年 12 月舉辦了一場加密貨幣愛好者的盛大聚會。「我就是在那里見到 Eric Trump 的,」他說。他回憶,在會場,一位名叫 David Bailey 的特朗普支持者把他介紹給了總統的二兒子、World Liberty 的一位負責人。那只是一次隨意的交談,沒有正式議程。「他只是說他在看這裡的一個房地產項目,」趙長鵬告訴我。


他們的利益即將走到一起。阿聯酋一直在推動從石油國家轉型為新興技術強國,這項工程由 Sheikh Tahnoon 牽頭,他掌管著 1.5 萬億美元的阿聯酋主權財富。入獄之前,趙長鵬曾與這位酋長的一名高級副手 Peng Xiao 談過向阿聯酋方面出售幣安股份的事,那將是他公司與政治庇護者的終極結合。


Sheikh Tahnoon 很少不戴墨鏡,他是一家專注人工智能的風險投資基金 MGX 的董事長。去年年初,MGX 同意向幣安投資 20 億美元;據一位知情人士說,這筆交易對幣安的估值為 750 億美元。MGX 把幣安視為連接加密貨幣與人工智能的完美橋樑:一項高科技資金傳輸服務,有朝一日能讓自動化的人工智能「代理」替真人付款。


趙長鵬告訴我,他希望用比特幣結算這筆交易。阿聯酋方面擔心比特幣價格容易劇烈波動,會讓交易變複雜。他們更願意用穩定幣支付,這類加密貨幣的設計目標是維持 1 美元的價格。


接下來發生的事眾說紛紜。如果民主黨在 11 月贏得國會控制權,這很可能會成為國會調查的對象。據 MGX 稱,該基金評估了多種穩定幣,最終以「商業適配性」為由選擇了 USD1,即 World Liberty 發行的一種代幣。鑑於 USD1 完全沒有經過檢驗、毫無歷史記錄,這是個令人震驚的選擇。去年,《華爾街日報》報道稱,幣安明確要求 MGX 用 USD1 支付;趙長鵬則說決定是 MGX 做的。「我不太在意,只要這種穩定幣信譽可靠、不會一夜之間消失就行,」他告訴我,「沒有任何其他考慮。」


但各方都有動機把 World Liberty 拉進這筆交易。2025 年 1 月,特朗普就職前幾天,一家有阿聯酋背景的投資公司拿下了這家初創公司 49% 的股份;Sheikh Tahnoon 獲得了 World Liberty 董事會的一個席位。大約同一時期,阿聯酋方面正在與白宮談判,爭取獲得驅動人工智能的寶貴芯片出口。幣安也有事要求特朗普政府。隨著法律麻煩消退,公司想擺脫 2023 年和解協議中施加的一些限制。


Steve Witkoff 的兒子 Zach 在 2025 年 5 月宣布了這筆交易,感謝幣安和 MGX「對我們的信任」。國會民主黨人譴責這是「穩定幣腐敗」。像 World Liberty 這樣的發行方,靠接收加密貨幣交易者的現金存款、給他們穩定幣,再把存款拿去投資賺取收益來賺錢。有了來自 MGX 和幣安的這 20 億美元,World Liberty 一夜之間成為全球最大的穩定幣公司之一,對特朗普和 Witkoff 兩家都是意外之財。「這完全是不惜一切地討好,」曾調查趙長鵬和幣安的康涅狄格州民主黨參議員 Richard Blumenthal 說,「其腐敗的範圍和規模前所未有。」


趙長鵬堅稱沒有任何不當之事。他說自己已不再持有那些 USD1,而是用它投資了比特幣和其他資產。「我想特朗普總統有很好的律師,兒子做生意、父親當總統這種安排完全合規,」他告訴我。他還暗示,部分憤怒可能源於文化差異。「在哈薩克斯坦,我們可以吃馬肉,」他解釋說,「在其他一些國家,我們會覺得,『這也太瘋狂了。』」兩個政府的統治家族做成一筆生意,這難道不是好事嗎?趙長鵬搬出一個中世紀的類比。「把一個國家的女兒嫁給另一個國家的王子,」他說,「他們就能維持 50 年的和平。」


這筆 20 億美元交易完成兩週後,白宮同意分享這些芯片的使用權,壓過了部分美國國家安全官員的擔憂。去年春天,Steve Witkoff 隨特朗普訪問阿布扎比,在總統府與阿聯酋方面共同慶祝了這筆交易。


據一位了解談話內容的人士說,Mr. Witkoff 還私下對一位熟人表示,趙長鵬應該得到特赦。趙長鵬已提交相關文件,等待總統裁決。結果對幣安影響巨大。趙長鵬認罪後,該交易所處於休眠狀態的美國業務失去了州級牌照。特赦則有助於公司向監管機構推銷自己。(一位白宮女發言人表示,Mr. Witkoff 不參與特赦程序。)


向我描述這個過程時,趙長鵬措辭謹慎,稱它是一個由幾名律師把守的「黑箱」,這些人會定期從華盛頓發來進展。「時不時地,」他說,會有一些來路不明的中間人在社交場合找上他,說只要價錢合適,就能安排他與特朗普見面。「這是一個想掙錢的迷你產業,」趙長鵬說。


趙長鵬沒理他們。他告訴我,2025 年 3 月,在其他加密貨幣高管獲得赦免、《華爾街日報》報道他也在尋求特赦之後,他才開始認真考慮特赦。「我心想,如果報紙都覺得我該去求特赦,那也許我確實該去求,」他說。


事實上,據兩位知情人士和《紐約時報》查閱的文件,早在 2024 年 12 月,趙長鵬的法律團隊就已與知名特赦律師 Brett Tolman 合作,探討獲得寬赦的可能性。公開申報文件顯示,幣安最終向 Ches McDowell 經營的一家遊說公司支付了 210 萬美元,服務內容包括「行政寬赦」。Mr. McDowell 與總統的長子們關係密切。(World Liberty 的一位發言人告訴我,公司「完全沒有參與任何特赦決定」。)


去年 10 月特赦公佈時,趙長鵬剛剛飛抵吉爾吉斯斯坦,準備會見總統 Sadyr Japarov,後者有意創建一種與吉爾吉斯本國貨幣掛鉤的數字貨幣。在首都比什凱克,東道主迎接他時,趙長鵬在社交媒體上發了一條簡短的致謝。當晚他和總統在一家餐廳共度,聊的是穩定幣。


VI.


兒童房中擺著一架施坦威鋼琴,圖:Laura Boushnak/紐約時報


今年夏天一個酷熱的早晨,趙長鵬把車開進他那棟價值 500 萬美元的別墅車道。他和何一在這裡輪流接待雙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兩隻狗在門口迎接他。除了那隻泰干犬,趙長鵬還有一隻比利時馬里努阿犬,取名 Broccoli(西蘭花),因為他覺得這詞聽起來有點像「blockchain」(區塊鏈)。


一名攝影師跟在後面,趙長鵬在幾個房間之間輕快地走動,指著家裡年幼孩子的照片。一架氣派的米白色鋼琴擺在孩子們遊戲室的正中,四周堆著玩具,這副被冷落的樣子讓上門調律的調音師很是不快。那是一架施坦威,「很貴的那種,」趙長鵬告訴我,「可我不會彈。」在自家的健身房裡,他停下來做了幾組臥推。


趙長鵬想說明的是,他過得並不像一般的億萬富翁。《福布斯》估計他的財富超過 1000 億美元,但趙長鵬堅持認為實際數字要低得多,大約在 100 億到 300 億美元之間。他說,只需其中極小一部分他就能過得很舒服,區區 1000 萬美元。


在加密貨幣播客圈裡,趙長鵬偶爾會被問到他的房子,他常提起樓上有個一直沒修好的漏水點。果然,在客廳裡,他指著地板上的一塊水漬,又指了指天花板。「就是那兒,」他說,「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顏色不一樣。」


CZ 指著天花板上的他沒修好的漏水點,圖:Laura Boushnak/紐約時報


按億萬富翁的標準,趙長鵬的別墅確實算樸素;他告訴我,附近有棟房子正在以 1.5 億美元出售。但他那些故作謙遜的姿態,很難與他所安身其中的權勢與特權世界相協調。有一次在集體晚宴上,趙長鵬聽 Sam Altman 講述生物技術研究的一個新興領域。「他們可以從一個人身上取出精子和卵子,」趙長鵬回憶,「基本上,你自己一個人就能有孩子。」趙長鵬自己也有對抗生物規律的雄心;他投資了一家研究人工子宮的初創公司。


出獄以來,趙長鵬的時間分散在一系列事務上,包括他的科技投資,以及作為某種加密貨幣外交官的出行,在那些常把他當王室成員一樣款待的國家裡為這個行業做推廣。「他們總是派個人帶著兩輛車,一直開到飛機旁邊,」他告訴我,「還有個姑娘捧著當地特產,好像你應該嘗一口。」


趙長鵬淡化了自己對幣安的參與;公司的認罪協議禁止他「經營或管理」這項業務。他特意表達了對幣安近期決定起訴《華爾街日報》的不滿。該報此前報導了其合規部門的人員流失,他稱這起訴訟「完全是浪費時間」。即便幣安贏了,「他們也拿不到多少,」他告訴我。(公司上月撤訴。)


顯然,幣安仍是他生活的重要部分。接替他出任聯席首席執行官的兩人中,有一位就是何一,他三個年幼孩子的母親。兩年前,為了向傳統治理靠攏,幣安設立了一個由三名號稱獨立的受託人組成的董事會。其中一人兼任董事長,就是當初把趙長鵬招攬到阿聯酋的朋友 Gabe Abed。他們一起玩過水上摩托,Mr. Abed 還送過趙長鵬一雙橙色高幫運動鞋,上面印著「TRUMP CRYPTO PRESIDENT」(特朗普 加密 總統)。


近來,幣安面臨新的不當行為指控。去年,四名合規官員在報告近 20 億美元資金從客戶賬戶流向一批與伊朗有關聯的實體後被解僱或停職,這可能是 2023 年那起導致美國刑事案件的制裁規避行為的重演。公司對這些員工的結論提出異議,並否認有人因提出問題而受到處分。司法部後來表示,兩家中國公司利用幣安洗白了伊朗石油銷售的收益,但沒有對幣安提出任何指控。


幣安與阿聯酋方面的關係也出現了一些裂痕。去年 12 月,公司拿到了在阿布扎比運營的牌照,而這座城市很快就要面對伊朗導彈的密集襲擊;交易所的新監管者稱讚幣安是「監管進步」的燈塔。然而到了今年夏天,兩名幣安員工在阿聯酋被短暫拘留。對當地警方而言,這是異常強硬的一步,他們正在調查該平台上可能存在的金融犯罪。


這些拘留讓幣安在當地的工作人員感到不安。趙長鵬告訴我,他給阿聯酋警方的一位聯繫人發了信息,也聯繫了 Sheikh Tahnoon 的幾位下屬。「我就說,『你看,咱們想個辦法別讓這種事再發生,』」趙長鵬回憶,「這對國家不好看,對我們也不好看。」他堅稱阿聯酋仍是幣安友好的家。「沒有人有危險,」他說。


趙長鵬身上有一種屢屢化險為夷的人才有的自信。在這個常常獎賞公然違規者的時代,他是個徹頭徹尾的贏家。在回憶錄裡,他用一頁半的篇幅寫到他對「模擬理論」的信仰,即我們可能都生活在別人想象出的現實之中。他在加密貨幣生涯早期接觸到這個想法,如今相信它在數學上確定無疑。「20 年後,我們應該能像《黑客帝國》裡那樣,往腦袋裡插一根管子,進入完整的模擬,」他寫道,「會有幾十億人這麼做。那就會有幾十億個模擬。」


這種信念讓趙長鵬對日常生活的壓力有了一些超脫。他寫道,我們可能是某個版本的超級馬里奧,在人工搭建的場景裡跑來跑去。他試圖遵循一句簡單的箴言生活:「這只是一場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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