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6z辦大學，矽谷開始重新定義「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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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動察Beating

年輕，本來意味著人生還有大量未定之處，現在卻越來越像一項需要盡快兌現的資產。

2010 年 9 月，Peter Thiel 的基金會宣布了一個名為「20 Under 20」的項目。

他們要挑 20 個不到 20 歲的人，每人給 10 萬美元、兩年時間，去做那些「等不到畢業」的事。次年 5 月首屆名單公布，實際入選了 24 個人。當時很多的媒體報導標題都是「PayPal 聯合創始人發放 10 萬美元獎學金，讓他們別上大學」。

獎學金，資助不上學。

十六年後，Marc Andreessen 的 a16z 掏出 3500 萬美元，在舊金山開辦一所新學校，Horowitz Andreessen Academy，簡稱 HAA。首屆招 50 人，計劃在 2027 年秋天開學。

給錢讓人 drop out，和掏錢自己辦一所學校，兩筆錢瞄準的，是同一種焦慮，也是同一個年紀。

出得起錢的 VC 們越來越著急。他們不再關心一個年輕人以後可能成為什麼，而是逼著還沒走出校門的人證明你今天已經做成了什麼。

倒放的磁帶

輟學，從來不是什麼新鮮事。

比爾·蓋茲、賈伯斯、祖克柏，當年確實都輟學過。但耐人尋味的是，輟學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被反向包裝成了一堂目的明確的成功學搶跑課。

當事人自己講的故事，其實和後來資本轉述的相去甚遠。

賈伯斯在 2005 年史丹佛演講中提到，當年從 Reed College 退學後，他在學校裡賴著旁聽了約 18 個月的課，並且還純粹因為喜歡去上了書法課。那時候沒人知道個人電腦會長成什麼樣，他更不可能在十八歲就算準，十年後這些字體會被搬進第一代 Macintosh。

你不可能充滿前瞻性地把生命裡的碎片串聯起來。賈伯斯說，只有在回頭看時，才會發現它們之間的聯繫。

但在後來被倒放的敘事裡，退學被修剪成了一場精準的提前搶跑。

2011 年底，《富比士》推出第一屆「30 Under 30」，年輕與商業回報正式被明晃晃地焊進了同一張表格。

但「越早越好」真是一張包贏的底牌嗎？

MIT 經濟學家 Pierre Azoulay 調出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算過，全美增長最快的那 0.1% 的明星初創，創始人起步時的平均年齡其實是 45 歲。即便在最迷戀年輕人的矽谷腹地，成功的重心也從沒落在過二十歲。

動手寫程式、攢產品，任何時候都無可厚非。微妙的地方在於，事情的走向變了。問題不再是你能否做成，而是你值不值得被提前催熟。

不可否認，Thiel Fellowship 押中過超級 outlier。到 2022 年，它扶持過的項目總市值超過 2200 億美元，版圖裡躺著 Figma、以太坊以及 Luminar。

跑出來的巨頭是真的，誘惑便隨之被制度化。

在流量工業裡，kidfluencer 靠短影音輕鬆做到數十萬美元年收入，促使各州緊急通過法案保護未成年人的信託帳戶；在軟體世界，高中生在 GitHub 上的 commit 和推特上的 build in public，被直接掛上估值乘數，換算成天使輪的談資。

算法和平台把「被看見」的門檻砸穿了，也順手把「被展示」變成了未成年人的新 KPI。點讚、粉絲量，以及帳本上的 ARR，形式不同，但卻都是可以被量化、被催熟、被早早貼上價格標籤的指標。

「越早越好」，就這樣從極客脫離體制的反叛，變成了創投流水線向未成年人索要財務回報的共謀。

抵押物

Thiel Fellowship 的硬指標是不超過 22 歲，且手裡不能有文憑。

申請時你可以是註冊在校生，但一旦入選，必須去辦退學手續。不走出校門，就別想拿走這筆錢。

它不逼你立刻註冊公司，條款裡只寫了一條聽上去略顯抽象的要求，要有「實質進展」。你可以還沒寫出一行能跑的程式碼，但手裡必須有一張篤定的圖紙。

在投資人的牌桌上，這種篤定，成了你換取 10 萬美元支票唯一的抵押物。

Thiel 反覆將高等教育形容為一個正在膨脹的次貸泡沫。信這套話的人在矽谷不少，a16z 合夥人 Chris Dixon 早在 2013 年就寫文將文憑斥為陷阱，人們追逐它，僅僅因為別人手裡也有一張。

但這次親自下場辦學校的 Marc Andreessen，身份卻格外微妙。

2007 年，他在部落格裡給年輕人的建議務實得像個東亞家長，建議進最好的名校，把 GPA、科研項目和大廠實習刷滿。

這位如今矽谷最激進的技術教皇，本身是大學體制最純正的受益者。

直到 2023 年發表《技術樂觀主義宣言》，他把 growth、competition、accelerationism 捧為絕對正義，象牙塔被歸入阻礙加速的陳舊阻力。

當這套原本屬於 VC 投決會上的匯報詞，被原封不動搬進一所大學的招生簡章時，教育的邊界徹底沒了。

窄門

坐在新學校招生桌前的，是三個深諳創投遊戲的老手，Marc Andreessen、Erik Torenberg，還有操盤手 Gagan Biyani。

這三人的履歷幾乎寫明了這所學校的底色。Erik Torenberg 創辦的 On Deck 核心資產就是創投圈子，2025 年 Torenberg 的播客媒體公司 Turpentine 被 a16z 打包收編，他本人以 GP 身份加入 a16z；CEO Gagan Biyani 創辦過 Maven 和 Udemy，在創投週期裡摔過跟頭，也吃透了流量。

在創投週期裡被資本反覆揉搓過的人，轉過身來，要給矽谷定義什麼叫「好學生」。

這所學校一出場，就帶著極其標準的矽谷式光環。

學校總共融了 4200 萬美元，a16z 領投 3500 萬。官網上碼著一排頂級大廠，OpenAI、Anthropic、Meta、NVIDIA、Palantir、Stripe 等，統稱「創始合作夥伴」。

不過這些大廠既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共同出資人，也不對學生做任何就業或實習兜底。更多時候，這是一場心照不宣的品牌互蹭。

那麼，究竟誰能擠進這扇門？

招生頁開篇第一行就給出了答案：「We're looking for people who are already in motion.」（我們在找那些已經動起來的人。）

學校將 agency（能動性）解釋為對感興趣的事物採取了實際行動，錄取以 proof of work 為最重籌碼。

有意思的是，舊體系的憑證並沒有被全盤廢除。

第一輪篩選砍掉了推薦信和申請文書，要求交個人作品集網站與視頻；但與此同時，高中成績單和標化考試成績依舊少不了。

既要你的 outlier 天分，又捨不得放下體制內的篩子。

學校給出的條件聽上去像在做慈善，首屆免學費，學生保留所有項目 IP，學校不佔股權、不抽分成，不要優先受讓權。

它根本不是一所傳統意義上的大學，而是一個設下極高門檻、專挑成品天才的早早期孵化器。

學校的心思藏在隱私條款裡，在申請階段，平台會收集你的代碼庫、論文、商業計劃與營收；在讀及畢業後，它會持續追蹤你的項目進度、Offer、薪資水準與創業融資額。

第一批 50 個席位，加上頂配的導師和企業矩陣，正在結成一種新型聲望認證。

說到底，無非是用一張印著頂級 VC 認證的新廠牌，替換掉了常春藤的舊文憑。

回爐

John Marbach 是 2011 年第一屆拿到 Thiel Fellowship 支票的人。

當年他從 Wake Forest 退學，做了一款叫 Glider 的郵件協同工具，順利入選 Y Combinator；後來 Google 隨手做了一個免費競品，他的公司迅速失去了活路。

2013 年，Marbach 決定回學校把書念完，代價是放棄還沒到手的 5 萬美元。

創投圈復盤這件事時，總以為創業失敗的代價無非是項目死掉、投資人賠光。但 Marbach 多年後提起這筆錢，說的卻完全不是輸贏的事。

他說離開學校後才意識到，退學最難邁過去的一道坎，其實是身邊的人：

「It's really hard to create your own peer group.」

（你很難靠自己重新造一個同齡人的圈子。）

你能用代碼創造一間公司，卻無法在真空裡重新創造一個班級。

「大學那幾年的經歷，」他說，「是一生一次的東西。」

把鏡頭拉遠一點，會發現 Thiel Fellowship 內部始終站著兩批人。

一種是 Vitalik Buterin 這樣的絕對異類，徒手造出以太坊；但更多的，其實是 John Marbach 和 Eden Full 這樣的人，哪怕做出了太陽能設備，最後還是老老實實回普林斯頓念完了機械工程。2012 屆的 Tara Seshan 堅持讀完本科才去領獎，她的理由是剛高中畢業時自己根本沒準備好，是大學給了她成熟、交朋友和犯錯的時間。

退學是一種走法，返校是另一種走法。

在投資人的模型裡，中途換專業、辦一本沒人看的學生刊物、做一項五年內看不到商業產出的基礎研究，全是無法計提回報的沉沒成本。

但放在一個二十歲的人身上呢？

教育最昂貴的一部分價值，恰恰在於它允許一個人在沒有 PMF 的狀態下，理直氣壯地多待幾年。

公司的 PMF，越早找到越好。

人不一定。

藥方

傳統大學確實病得不輕。

全美私立大學標價學費平均高達 45000 美元；2024 年全美拿到本科學位的人裡，近一半背著債務畢業，人均負債 29560 美元，全美學生貸款總額突破 1.66 萬億美元。

大學自己也在順水推舟。既然大家都是衝著找工作來的，高校索性把教育辦成了一場公開的 ROI 核算，Gallup 的調查裡，六成學生承認入學就是為了找份高薪工作。

大學自己先把教育做成了一筆算計回報的買賣，這恰恰給了矽谷破門而入的理由。

可矽谷開出來的藥方，真有那麼神嗎？

項目制教學不是什麼新發明，WPI 和 Olin 學院幾十年前就在這麼幹。HAA 真正做的事，只是把一個人的出口死死卡在「要麼創業，要麼進高增長科技大廠」這兩條窄路裡。

更何況，矽谷自己辦學是有過翻車黑歷史的。

上一波說要顛覆大學的明星項目叫 Lambda School，靠「找到工作再付學費」的口號融了幾千萬美元，最後因為涉嫌誇大就業數據被監管重罰。

更早的 Minerva 賣的是沒有校區的全球遊學，Palantir 聯辦創的奧斯汀大學賣的是反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

現在的 HAA，賣的是通往 Sand Hill Road 的門票。

換湯不換藥。

如果所謂的新教育，只是把 GPA 換成 ARR，把對教授的順從換成對投資人的迎合，那這不過是把同一批年輕人，從一間流水線倒騰進了另一間。

暫時無用的幾年

老學校死守考卷，矽谷推銷 GitHub 提交記錄和六位數 ARR。表面上是舊規則與新規則的對抗，底層運行的，仍是同一套挑選資產的邏輯。

它們都在迫不及待地，把一個十八歲的人壓縮成幾串方便拿來比對的指標。

可這段歲月最值錢的地方，恰恰在於它的未完成。沒有變現壓力，不用每天盯著留存率和增長曲線提心吊膽。

當 a16z 們把「已經動起來」明碼標價為入場券，商業世界其實在合謀提前剝奪年輕人猶豫選擇的權力。

一個還沒找到終身志趣、還沒有攢出代碼倉庫、還沒有在社媒上製造出哪怕一點點聲量的十八歲年輕人，還配不配擁有一段優質的教育？

HAA 的招生頁面沒有回答。它大概也不需要回答，在創投的漏斗裡，追求的是轉化率，算的是擊中率；它本來就不是普惠設施，只是一扇專給 outlier 留的窄門。

這所學校以後哪怕真走出了幾個獨角獸創始人，也只證明這套篩選機器精準地挑中了那 1% 早就磨好刀的人。

它證明不了任何關於成長的常識。

學校本該是另一個地方。它至少該容得下一個剛成年的人，心安理得地過幾年「暫時不知道有什麼用」的日子。

一個社會如果連二十歲的年輕人，都不再被允許「浪費」幾年時間去發呆、去試錯、去漫無目的地看一看世界，那才真讓人覺得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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