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時代，誰有資格拍電影？｜對話TapNow品牌負責人Sabrina

文｜Cozzy

编辑｜Sleepy

關於誰有資格拍電影這件事，過去一百年的答案簡單得令人沮喪：有錢的人。

一個導演可以在腦袋裡裝著一整個宇宙，但只要他湊不齊啟動資金來定檔期、租場地、組團隊，這個宇宙就只能以「構思中」的狀態，安靜地爛在 Ta 的硬碟和酒杯裡。

他們總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實際上很多時候萬事從來沒有俱備過，東風也從來沒有吹過來，一個專案就這樣僵在半路兩三年。幾年之後，原本願意投一點的投資人也不投了，物色好的演員去接別的戲了，導演本人都快忘了自己當初為什麼激動了。這在這個行業裡太常見了。

然後 AI 來了。

兩年前，你跟一個電影人聊 AI 影像，Ta 多半會甩給你一段視頻，裡面的人長著六根手指。那時候的 AIGC 確實還不太行，用戶許個願，機器吐出一段畫面，乍一看確實有點驚艷，可再仔細辨別就發現全是破綻。大家管這樣的內容生成叫「抽卡」，跟寺廟求籤差不多，靈不靈全憑造化。

到了今年，人們終於不需要再考慮靈不靈的事情了。判斷一樣東西有沒有從玩具變成工業，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看有沒有人會持續為它掏錢。

字節的視頻模型 Seedance 2.0 在今年二月發布之後，在國內短劇行業的滲透率做到了約 95%，幾乎所有 AI 短劇都在用它。單個模型單月收入超過十億元，而這還是在 API 沒有全量開放海外的前提下。火山引擎一口氣把全年相關營收目標提到了一百五十億。

不只字節一家。Google 的 Veo 向所有人免費開放，Runway、快手 Kling、阿里 Wan 發展得都很不錯。而模型越強，越是把一件更要緊的事推到眼前。

光有強大的生成能力還不夠，作為創作者，你還得有辦法做出真正的作品。

但生成的素材和好作品之間，還隔著一整條產業鏈。

一段漂亮的鏡頭不是一部電影，就像一塊好木頭不是一把椅子。你還需要劇本、分鏡、節奏、聲音，需要把所有散落的碎片捏成一個整體。

偶像說了句髒話

於是在今年戛納，我們找到了 Sabrina。

Sabrina 是 TapNow 的品牌負責人，負責創作者關係和全球市場。她是中傳導演系出身，幹過製片，做過廣告和紀錄片，在法國住過一陣，後來她發現歐洲對 AI 影像的整體態度還很保守，於是放下了定居在塞納河邊的打算，回國紮進了這場在當時連方向都還並不清晰的浪潮中。

她的位置，夾在兩個世界中間，一邊是守著攝影機和片場尊嚴的電影人，另一邊是已經把整個片場搬進電腦螢幕的新物種。你得同時聽懂兩種語言，才能翻譯這個時代正在發生什麼。

這一次她帶著兩部 AI 短片《紙手機》和《牌子》來到戛納，參加中國單元的圓桌論壇。她說，她在戛納感受到的，既不是單純的歡迎，也不是單純的敵意。你能感受到那種暧昧的起飛，AI 像一個幽靈一樣飄進了戛納，論壇、聚會、市場、黑客松、派對，到處都有它。私下裡有人激烈反對，有人覺得無法抵抗只能擁抱，但真正願意公開站隊的人不多。

很多電影人好奇、擔憂、焦慮，又不願意承認自己其實已經在用 AI。

5 月 12 日，戛納經典單元，吉爾莫·德爾·托羅上台為《潘神的迷宮》4K 修復版致辭。他聊電影，聊手工，聊那些用化妝、布景、機械裝置和皮套裡悶了一整天的演員一寸一寸搭出來的怪物世界，最後撂下一句：「Fuck AI。」

托羅說這話，合情合理。一個能用雙手和一屋子道具師搭建起整個電影世界的人，當然有資格厭惡「輸入幾句指令就能做藝術」的手段。他電影裡的怪物不是概念渲染，它們有紋理、有重量、有人在皮套裡頭喘氣。《潘神的迷宮》裡那只眼睛長在手掌上的怪物，是不知道多少個工時打磨來的恐懼，它靠的是手藝人的時間，不是幾句提示詞。

一個人守護自己用半輩子搭起來的東西，沒什麼好嘲笑的。

可守護是一回事，壟斷是另一回事。

第二天，TapNow 自己的活動上，Sabrina 正準備上台發言。就在她快走上去的幾步路裡，台上有人提起了托羅頭天那句 Fuck AI。這有點尷尬，Sabrina 喜歡托羅，《水形物語》是她最喜歡的電影之一。一個喜歡托羅的人，站在一場 AI 影像活動的舞台上，要在偶像的詛咒和自己的信念之間找一個落腳的地方。

最後她上台，說了一句：「請等待吧，讓 AI 顛覆你的想像。」

這不是一句反駁，更像一種耐心。一個做過傳統影視、看過 AI 最粗糙階段、又選擇留在這條路上的人所能給出的，最誠實的回答。

成為通才

戛納圓桌上，Sabrina 給歐洲同行展示《牌子》這部 AI 短片的工作流。

她拿出來的不是一段成片，而是一張畫布。劇本、參考圖、人物設定、場景、音樂、音效、影片段、不同模型跑出來的結果全部鋪在一塊平面上，在不同節點之間連線。

她形容那張畫布「浩如煙海」。台下紛紛舉起手機拍照，會後來問怎麼學這套工作流的人，很多連最基本的影片模型都沒用過。

這就是 TapNow 做的事，它不是又一個「一鍵生成」的抽卡機，而是一塊畫布——世界首個畫布式 Agent 影像生態系統。

「一鍵生成」的產品解決的是懶的問題，畫布解決的是創作的問題。

在 TapNow 裡，創作者的工作不是對著對話框許願。他可以把所有素材鋪開，先跟 Agent 聊靈感、找參考，再再一起頭腦風暴寫大綱，寫劇本，畫分鏡，然後一步一步從圖片推到影片和聲音，再推到剪輯線。Sabrina 說，平臺上很多創作者最開始手裡可能只有一個劇本，甚至只有腦海裡的一個畫面或者一種說不清楚的感覺。畫布的價值，就是一步步引導這種直覺從模糊變得清晰。

在傳統影視裡，分工是清晰的。傳統影視裡的導演更像一個老闆，對作品整體負責，但攝影、美術、剪輯等各個環節都有更專精的人去完成。很多事情只需要上傳下達，而不需要親力親為。

到了 AI 電影裡，導演反而更需要成為一個通才。

在 AI 工作流裡，很多時候沒有一個美術指導或攝影指導站在旁邊替導演兜底。創作者要明確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構圖，什麼風格，什麼攝影機參數，也要學會把模糊的感覺精準地描述出來。

所謂「通才」，不是一個人真的取代所有工種，而是必須對每個環節保持感知。

這也是 AI 影像很容易被誤解的地方。

很多人以為，技術進步意味著傳統藝術院校裡的專業訓練不再重要。實際上，AI 取消的只是部分操作門檻，而不是判斷門檻。軟體可以變得更簡單，生成可以變得更快，素材可以更便宜，但對於鏡頭的把關、對於節奏的掌控、對於故事邏輯的斟酌，仍然需要人來判斷，並且判斷需要更精準。

過去這些細節被不同部門分別守護，也被工業流程層層包裹。當 AI 把片場折疊進一個人的工作流裡，創作者反而不得不重新看見它們。

這件事有點諷刺。

傳統電影工業系統最殘酷的地方，在於它會把很多具體的努力磨平。

夜以繼日的勤勉，在龐大的流程裡很容易被吞沒，最後只剩下片尾字幕裡一閃而過的名字。

而 AI 這個最常被批評為「抹平勞動」的技術，反而把那些被龐大系統拆散、遮蔽和壓低的細節，重新攤到了創作者面前。

要求你從螺絲釘的位置上退出來，看見每一個微小選擇背後的勞動，重新理解整個系統。

沒有理由再拖延

Sabrina 在戛納遇到一位 TapNow 的簽約創作者，傳統影視出身。他的一個長片項目籌備了三年，劇本改了又改，前期推到了關鍵階段，最後還是因為現實問題搁置了。三年心血，付諸東流。

後來他用一個月做了一支 AI 短片，把它帶到了戛納。

他對 Sabrina 說了一句話：「AI 出現之後，所有導演已經沒有理由再拖延自己的表達了。」

你不能再說沒人賞識、沒有錢、找不到演員、等不來東風。如果你真想講一個故事，你現在隨時可以開口。借口沒了，剩下的就只有你自己到底有沒有故事要講。這是 AI 給創作者的禮物。

不過，雖然它降低了進片場的門檻，但「成為好導演」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攝影機更便宜了，片場更容易搭了，可真正稀缺的東西和傳統影視行業相比並未改變太多，你依然要有能力把故事講精彩。過去你可以把平庸歸咎於命運和資源，現在工具擺在眼前，平庸就只能歸咎於你自己了。

AI 壓縮的是操作的門檻，放大的是判斷的門檻。

當一個視頻模型能在短劇行業做到 95% 的滲透、單月收入十億，這背後一定意味著被省下來的人力。低層級、重複性、純操作的活兒確實在被壓縮。但真正懂鏡頭、懂審美、懂敘事、懂交付的人，反而更抢手了。

唯一真實的

TapNow 帶去戛納的另一部作品《紙手機》，並不是那種一眼看上去就屬於 AI 的奇觀短片。人物關係簡單，故事也不複雜，講的是一個小男孩攢下 15 块錢，想給去世的奶奶買一部紙手機，燒去另一個世界。

影片後半段時間裡，鏡頭只是停在小男孩身上。他坐在車裡，捧著那部 15 元的紙手機，呆呆地看著它。

慢慢地，觀眾會意識到，他在等著些什麼。他相信奶奶也許真的會從另一個世界，給他打來一通電話。

情緒就是在這一刻發生的。

所謂 AI 生成的虛幻，反而不再重要了。當一個 AI 短片能夠讓觀眾產生真實的情緒反應，它就已經開始進入電影真正要面對的那套評價系統裡。

戛納放映這部片子的時候，《鏢人：風起大漠》的總製片人、袁和平的女兒在臺下看哭了，不少觀眾也紅了眼眶。這才是關鍵。如果一支 AI 影像觀眾看完只會想「這部作品像真人拍的」，那它永遠只是個替身。真正要過的那一關，是讓觀眾忘掉背後的工具，先被作品本身擊中。

Sabrina 說這個故事真要實拍，幾個場景一天就能拍完。用 AI 來做現實題材，反而比生成太空和幻想世界要困難得多。

AI 最擅長的事情是生成人類沒見過的東西，而《紙手機》偏偏拍的是一個小孩臉上的停頓，一件十五块錢的執念，一個人傻乎乎地等天堂來電。這是 AI 做起來最費勁的題材，現實主義要求你極精細地抠真實質感、前後衔接、人物狀態，每一帧都在考驗你對「真」的理解。

所以在她看來，《紙手機》像是一個 Milestone。它讓很多導演意識到，AI 不只能拍科幻、超現實，玩兒視覺概念，也可以進入文藝片、現實主義和更細膩的情緒表達——以一種樸實的方式。

有人在戛納的圓桌上問 Sabrina：AI 出現之後，什麼才是真實的？

她回答說：「唯一真實的，是你的感受。」

紅得更快，也涼得更快

短片行業那 95% 的滲透率，是一個關於「量」的數字。《紙手機》是一個關於「質」的信號。AI 對內容工業的改造，不會是一條直線從電影院一路平推到底，它更像水，會先從縫隙裡滲進去。

哪裡預算敏感、周期緊、視覺需求重、年輕人缺資源，哪裡就先被浸透。短劇、廣告、電商，這些交付頻繁的行當已經被重寫了一遍生產流程。

比如廣告，廣告本來就要誇張視覺、快速提案、反覆試片。過去要拍南極、太空、風暴、未來城市，得動員美術、特效和一整支拍攝隊伍。現在品牌方可以先讓導演帶著 AI 團隊生成好幾個方向，再決定把錢花到哪個方向上。有些機會已經發生在商業現場。導演歐陽英豪和 TapNow 合作南極探險廣告大片後，在廣告圈的名譽和位置都有明顯提升。

Sabrina 說：「AI 影像的賺錢邏輯跟傳統影視沒有本質不同，真正改變的是錢花在哪裡。過去花在人力、實景搭建、拍攝周期和現場執行上，現在挪到了算力、小團隊、創作者的審美上。」

在人們固有的認知裡，電影工業的入場順序往往是先獲得資源，再開始創作。

現在，這個順序正在被 AI 改寫。先做出作品，再爭取資源、平台和市場的承認。

這對年輕創作者尤其重要。

Sabrina 說，現在的很多草根創作者，或者過去有故事想講卻很難真正講出來的人，有機會更快地讓別人看到自己的表達。這是 AI 影像最讓人興奮的地方之一。

但被看見，並不等於真正安全。

AI 確實能讓新人更容易被看見，電影節在開設 AI 單元，平台在做創作者計劃，品牌方在到處找新鮮的視覺風格。可 Sabrina 說，她接觸到的很多 AI 明星導演其實都很焦慮。

這個時代捧出一個明星太容易了，新工具、新平台、新單元、新榜單，都可能讓一個名字迅速站到聚光燈下。但站在聚光燈下的，今天可以是你，明天就可能是別人。這個月你的風格還算新鮮，下個月新模型、新工作流一來，注意力會被立刻捲走。

AI 讓成名變快，也讓高光變短。

對年輕創作者來說，AI 打開的並不是一條穩定的捷徑，而是一個流速更快的入口。它讓更多人有機會把作品拿出來，但也要求創作者持續證明，自己真的有持續表達、持續創作、持續更新作品的能力。

這也是 Sabrina 在做創作者生態時更在意的事。比起短暫地「造星」，她更關心的是，平台能否給創作者提供一個持續產出的土壤。

電影屬於章魚

離戛納電影宮兩百米，有一間戛納大酒店的宴會廳。TapNow 在那裡辦了派對和頒獎典禮，來的人是對 AI 感興趣的創作者。

Sabrina 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叫《電影屬於章魚》的作品。講的是人把章魚捉進海洋館，逼它寫下「電影屬於人類」；後來章魚回到大海，反過來把人捉走，逼人寫下「電影屬於章魚」。

影片放完，全場尖叫歡呼。這當然不是傳統老電影人們會覺得舒服的東西，但一個新的文化信號，最初往往就是這樣冒出來的，在主流還在猶豫的時候，文化的生命力先在邊緣長出來了。

TapNow 在北京組織過一場 48 小時的動畫黑客松，裡頭的作品風格大相徑庭，有粗厲的，有精致的，有怪得不知所云的。她相信 AI 最後不會只剩一種味道。工具越是標準化，人的差異反而會越明顯。

AI 之所以讓傳統電影業這麼不舒服，原因恐怕不是「它會取代導演」，這個理由太表面了。真正被搅動的，可能是一個更抽象的問題：誰有資格拍電影？

托羅那句 Fuck AI，守的是一套資格制度。那套制度值得尊重，裡頭裝著幾十年的手藝、尊嚴。

但 TapNow 講的是另一拔人的故事。那些原本一輩子都走不進戛納的人，現在正一個一個推門而入。他們沒有足夠拍電影的錢，沒有團隊，沒有數年的籌備期，但他們有故事要講。

所以 Sabrina 更願意相信馬丁·史柯西斯的那句話：

「電影為什麼一定要是它曾經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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