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Sleepy

2026 年 5 月，奧克蘭聯邦法院裡，OpenAI 的過濾器被一層層摘掉了。

呈現在陪審團面前的，是一場泥沙俱下的羅生門：

Greg Brockman 交織著焦慮與算計的私密日記，Elon Musk 對權柄的寸步不讓，Sam Altman 遊走在底線邊緣的誠信問題，微軟在算力與資本間的龐大倒影，以及 2023 年末那場驚心動魄卻又草草收場的董事會兵變。

在這滿地雞毛之中，還有一個聽上去很大，落到法庭上卻異常具體的問題：OpenAI 當年說要「造福全人類」，這句話到現在還算不算數。

截至 2026 年 5 月 15 日，這場審理還沒有最終裁決，陪審團的參考意見依然懸在半空。但有件事已經實打實地發生了：OpenAI 被從神話裡拖回了人間。

過去幾年，OpenAI 常常被寫成一個關於未來的故事。ChatGPT 爆紅，Altman 周遊各國，大模型鑽進辦公室、學校、手機和公司流程。這是一家生來就帶著宗教般崇高感的公司，它張口便是人類的命運、智能的覺醒、安全的邊界與明日的曙光，宛如一座為人類提前修好的燈塔。

可法庭不管這些。法庭問的是事實。

「全人類」上證人席

2015 年，OpenAI 出生時，還是乾乾淨淨的。

它說自己是一家非營利 AI 研究公司，目標是在不受財務回報壓力約束的情況下，讓數字智能最大程度造福全人類。

Altman 和 Musk 是聯席主席，Brockman 是 CTO，Ilya Sutskever 是研究負責人。那時的 OpenAI 似乎還保有硅谷黃金時代最後一點理想主義，最聰明的人不替某家公司服務，而在替人類守住未來。

十年之後，這個承諾被端進了法庭。

Musk 方說，Altman、Brockman 和 OpenAI 借非營利使命拿到了他的資金和信任，後來卻轉向營利結構，讓個人和 Microsoft 得利。

OpenAI 方說，Musk 的錢是捐贈，不帶具體條件；他早就知道 for-profit 結構被討論過，只是沒有拿到控制權；他現在起訴，是因為後悔離開，也是因為自己的 xAI 已經成了 OpenAI 的競爭者。

兩邊說的話都挺難聽的。

Musk 把自己放在使命守護者的位置上。OpenAI 把他放在失控創始人的位置上。一個說「你們偷走了慈善機構」，一個說「你只是沒能控制它」。聽到最後，最尷尬的不是哪一方更會講故事，而是那個被反覆說起的「全人類」，始終沒有真正坐在桌邊。

「全人類」這個詞出現在創立公告、章程、演講和媒體報導裡，佔據道德高地。

可到了法庭上，它被拆成了證據：Brockman 的日記算不算真實意圖？2017 年的郵件說明了什麼？2019 年 OpenAI LP 到底轉走了什麼？Microsoft 的雲和錢是不是改變了公司方向？Altman 的誠信問題，能不能支撐公司繼續說「相信我們」？

一個 AI 公司越喜歡說自己代表人類，就越應該被問得更具體：你說的人類，包括誰？誰替這些人簽字？誰能撤換你？誰能查帳？誰能說不？

法庭沒能替公眾回答這些問題，但它把這些問題逼了出來。

OpenAI 的故事也因此不再像一個未來公司的成長史，更像一樁舊賬。帳本攤開之後，人們發現，裂縫並不是 ChatGPT 爆紅之後才出現的。

2017 年的裂縫

OpenAI 不是突然變了。

如果只從 ChatGPT 開始看，會誤以為 OpenAI 是在成功之後被錢推著走，像很多公司一樣，先講理想，後算生意。

但庭審把時間往前倒，倒回 2017 年。那時候 OpenAI 還沒有今天的聲量，AGI 也還沒有成為人人掛在嘴邊的詞，但創始團隊已經碰到一個問題：如果他們真要做通用人工智能，靠捐贈和熱情，遠遠不夠。

這是矽谷理想主義最難辦的時刻。理想越大，帳單越大。帳單越大，組織越難保持乾淨。那些在台上說過的滿是全人類願景的話，最後都要落到晶片、伺服器、工程師工資、雲資源和長期資本上。沒有這些，AGI 只是願望；有了這些，非營利就開始變得難以為繼。

2017年，OpenAI 內部已經開始討論 for-profit affiliate、B-corp、與既有公司合作、依附 Tesla 等各種路徑。Musk 曾提出讓 OpenAI 依賴 Tesla 作為資金來源。OpenAI 方則反擊稱，Musk 當時並不是單純反對營利化，控制權才是他繞不開的訴求。

那一年還有一個很適合被記住的場景：Dota。

OpenAI 的 AI 在 Dota 1v1 中打敗頂級人類玩家後，團隊第一次更強烈地意識到，這東西也許真的能做大。庭審中提到過一場發生在 Musk 舊金山房子裡的討論，後來被稱作 haunted mansion meeting，在那裡，他們慶祝技術突破，也討論 OpenAI 是否該走向 for-profit。

很多公司是在產品成功後開始重新解釋自己。OpenAI 更早。在它還沒有成為今天這個巨獸之前，創始人已經知道，非營利結構撐不住 AGI 敘事。OpenAI 的理想從一開始就需要一套更重的機器來供養。

於是，一個看上去關於科學安全的組織，很快進入了控制權談判。

誰來掌握方向盤呢？Musk 還是 Altman？還是非營利董事會或者未來的投資人？還是那個從未真正出場的「全人類」？

這時再看 Musk，他當然是早期重要資助者，也確實參與建立了 OpenAI 的非營利敘事。但他同時也是這場故事裡最早看見 AI 能帶來多大權力的人之一。看見之後，他也想死死地握住它。

Musk 的方向盤

Musk 在庭審裡反覆強調一件事：OpenAI 被偷走了。

這個措辭很有力量。它把一個複雜的組織轉向，壓縮成一句普通人都能聽懂的話。一個慈善機構，本來要為人類服務，後來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商業機器。它聽起來像財產侵佔，也像一場道德背叛。

但法庭裡沒有這麼簡單的故事。

OpenAI 律師對 Musk 的交叉詢問，重點就是拆掉他的單純受害者形象。律師拿出郵件和文件，追問他是否早就知道 OpenAI 可能需要營利結構，也追問他是否曾想通過 Tesla 吸收 OpenAI，或者以其他方式取得主導權。

Musk 不喜歡這種被拆解的方式。他在庭上說對方的問題是在「trick me」。法官多次要求他正面回答。當他想把話題拉到 AI 滅絕風險時，法官也提醒過，這個案子不會太多討論滅絕。

這幾幕很能說明 Musk 其人。

他習慣講宏大叙事。人類命運、AI 風險、火星、自由表達、文明存續，都是他愛談論的話題。可法庭要他回答的是更小、更尖銳的問題：你什麼時候知道、你有沒有同意、你有沒有想控制、你對 OpenAI 的錢到底是捐赠還是投資……

Musk 身上的矛盾，正是 OpenAI 故事的矛盾。他可能真心害怕 AI 失控，也可能真心認為 OpenAI 背離了使命。但這不妨礙他也想讓這家公司按照自己的意志運轉。

一個人越相信自己在拯救人類，越容易固執地認為應該由自己掌控方向盤。

這不是 Musk 一個人的問題。這是矽谷很多宏大叙事的底色。它們喜歡把私人意志說成人類使命，把控制慾說成責任感，把組織權力說成未來需要。Musk 只是把這件事表現得更外露、更激烈，也更容易被看見。

所以，這個案子裡的 Musk 不只是控訴者，他也是證據本身。

Brockman 的日記

Greg Brockman 本來不是這出戲裡最抢眼的人。

Musk 太戲劇化，Altman 太中心，Sutskever 太有悲劇感，Microsoft 太大。Brockman 夾在中間，他是 OpenAI 早期核心創始人，也是後來公司現實運轉裡的關鍵角色。可這場庭審把他推到了鎂光燈下，因為他的私人日記成了證據。

庭審第二周，Brockman 被連續問到自己的日記、郵件和短信。Musk 方把這些材料用來證明他和 Altman 早就有自利動機。OpenAI 方說，Musk 斷章取義。

日記裡有財富目標。有關於公司收入路徑的焦慮。有類似「making the billions」這樣的句子。更刺眼的是，日記裡出現過關於不能從 Musk 那裡偷走「非營利」、否則會有道德破產風險的自我提醒。Musk 律師反复抓住這些內容追問。Brockman 否認欺騙 Musk，也說這些私人文字不是事件紀要，而是意識流式的個人書寫。

日記不是判決書。它不能直接證明他們在進行欺詐。它也可能包含一倩在疲憊、焦慮和自我推演時寫下的粗糙念頭。每位作者都知道，私人筆記不等於最終立場，更不等於完整事實。

單 Brockman 日記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在於它證明了什麼罪，而在於它說明他們知道邊界在哪裡。OpenAI 的早期核心人物並不是完全無知無覺地走向商業化。他們知道「非營利」這個外殼有道德重量，知道 Musk 的早期資助有信任關係，知道如果幾個月後就轉向另一種結構，卻還說自己堅定於非營利，會顯得不誠實。

知道，不等於停下。

Brockman 在庭審中披露，他持有的 OpenAI 股權價值接近 300 億美元。

雖然這個數不是現金，不是已經落袋的財富。它是估值下的股權價值，仍然依賴公司前景和交易結構。但象徵意義已經足夠了。一個曾在私人日記裡擔心道德邊界的人，後來坐在法庭上，被問到自己持有的 OpenAI 股權價值接近 300 億美元。公益使命和私人財富，在那一刻被擺到同一張桌上。

Brockman 像很多優秀組織裡的關鍵人物，聰明、投入、能幹、有羞恥感，也會一點點說服自己繼續往前走。

OpenAI 最複雜的地方就在這裡。它不是一群壞人密謀毀掉理想。更像一群聰明人，在每一個節點都能找到繼續前進的理由，最後把最初的承諾帶進了一套他們自己也未必完全能控制的機器裡。

而這台機器的中心，是 Altman。

Altman 的信任債

Sam Altman 在這場庭審裡被審問的，不只是哪句話是真是假。Musk 方真正攻擊的是他的統治資格。

結案陳詞裡，Musk 律師 Steven Molo 把 Altman 的誠信問題放到核心位置。他對陪審團說，Musk、Sutskever、Murati、Toner、McCauley 這五位與 Altman 共事多年的人都把他稱為「騙子」。

這五個名字比指控本身更重要。

Musk 是對手，可以被認為有利益衝突。可 Sutskever 是 OpenAI 共同創始人和前首席科學家；Murati 曾是 CTO，也在 2023 年短暫擔任臨時 CEO；Toner 和 McCauley 是前董事會成員。它們是 OpenAI 內部權力結構裡的人。

我們不能很簡單粗暴地說 Altman 是個好人或者壞人。

OpenAI 內部對 Altman 的感情顯然是複雜的。他能把機構推到世界中心，也讓一些核心人物感到不安。他有極強的組織能力、融資能力、媒體能力和政治嗅覺，也因此讓公司走到了今天的位置。

2023 年董事會罷免 Altman 時，OpenAI 官方理由是他與董事會溝通「不夠始終坦誠」。幾天之後，Altman 回歸。2024 年，OpenAI 發布 WilmerHale 調查摘要，承認前董事會與 Altman 之間存在信任破裂，但也認為董事會行動過急，沒有給關鍵利益相關者預先通知，也沒有完整調查或給 Altman 回應機會。

這些故事連起來，才是 Altman 真正的信任債。

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英雄。他長著一副矽谷新貴的面孔：會講使命，會找錢，會組織人才，會處理媒體，會和大公司談判，也能讓一個實驗室變成世界級公司。

他的能力越強，問題也越大：如果一家公司靠他的個人信用向世界保證「我們要造福全人類」，那他的可信度就不再是私人品格問題，而是公共治理問題。

Altman 在庭上也有自己的反擊。他稱 Musk 多次嘗試讓 Tesla 吸收 OpenAI，而這不符合 OpenAI 的使命。他還說，OpenAI 實際上創造了規模巨大的慈善價值。

這就是 OpenAI 的難處。它可以說自己仍由非營利控制，也可以說商業化讓非營利擁有更大價值；但普通人聽到這裡，很難不問一句：如果公共使命要靠一家估值巨大的公司和一個強勢 CEO 來守住，那它到底是使命，還是信任貸款？

2023 年董事會曾經試著收回這筆貸款。它失敗了。

使命輸給現實

OpenAI 的董事會並非完全沒有權力。

在紙面上，非營利董事會擁有使命監督權。2019 年 OpenAI LP 成立時，OpenAI 對外解釋說，這是一種 capped-profit 結構，員工和投資者回報封頂，超出部分歸非營利，整體仍由非營利控制。這個設計聽起來像一個折衷方案，既能融資，又不完全交出使命。

問題是，現實發展得遠比章程快。

2019 年之後，OpenAI 與 Microsoft 的綁定越來越深。Microsoft 投入資金、提供雲和超算、獲得商業化權利。法院文件顯示，OpenAI 的大量 IP 和員工轉入營利實體。到了 ChatGPT 時代，OpenAI 已經不只是一個研究機構，而是一個連接用戶、客戶、開發者、雲資源、投資人和全球競爭的商業系統。

這樣的系統不是按一下按鈕就能停的。

Microsoft CEO Satya Nadella 在庭上被問到 Microsoft 對 OpenAI 的 130 億美元投入，以及如果成功可能獲得約 920 億美元回報。他的回答大意是，如果蛋糕變大，非營利也會受益。

這個邏輯很典型：商業化不是背離使命，而是擴大使命資金來源。

可同一組證詞裡，Nadella 與 Altman 關於 ChatGPT 付費版推出的短訊也被提及。Nadella 問付費版什麼時候上，Altman 說算力不夠，體驗還不夠好，但 Nadella 很急，說越快越好。

當 OpenAI 和 Microsoft 綁定之後，產品節奏、客戶承諾、算力限制和商業回報已經拧在一起。董事會可以討論使命，但 Microsoft 要保證客戶體驗；董事會可以擔心安全問題，但用戶和企業已經用上了；董事會可以罷免 CEO，員工、投資人、合作夥伴和輿論會馬上湧上來。

Nadella 對 2023 年董事會危機的看法也很重要。他說自己沒有得到 Altman 被罷免的明確理由，還批評董事會處理得像「amateur city」。更要緊的是，他當時已經準備好，如果 Altman 和其他員工不能回 OpenAI，就讓他們去 Microsoft。

這就是現實。非營利董事會看起來握著方向盤，但發動機、油門、燃料和車上的乘客都已經不再只歸它管。當一家 AI 公司已經連接巨額估值、雲廠商、企業客戶、員工期權和全球用戶時，代表使命的董事會很難真正踩下剎車。

AGI 敘事越大，算力帳單越大；算力帳單越大，就越需要雲巨頭；越需要雲巨頭，使命就越不可能只由章程來保護。

在 AI 時代，算力不是後台資源。算力本身就是權力。誰提供算力，誰就參與定義一家公司能走多快、往哪裡走、為誰服務。誰能承受訓練失敗的帳單，誰就能對成功後的收益提出要求。誰能保證企業客戶持續簽單，誰就會在危機時比董事會更有話語權。

這一場庭審讓我們真正把整個事情看清，它告訴我們其實並不是某個人毀掉了理想，理想如果沒有足夠結實的制度身體，遲早會長出一副現實的骨架。

那副骨架不一定邪惡，但它一定不再單純。

用戶不是旁觀者

Musk、Altman、Brockman、Nadella，都是離我們生活很遠的名字。上千億美元的損害主張，近 300 億美元的股權價值，130 億美元的投資，920 億美元的潛在回報，這些數字大到失真。普通人坐在辦公室裡，早上擠地鐵，晚上刷抖音，和 AI 的關係可能只是打開 APP 問一句：幫我改個方案，寫段代碼，翻譯一封郵件。

可問題就在這裡。

OpenAI 已經不是一個遙遠的實驗室。它的模型正在進入寫作、翻譯、編程、搜索、客服、教育、辦公軟件、企業流程。一個普通人未必知道 OpenAI 是 LP、LLC 還是 PBC，也未必關心 Altman 和 Musk 誰更會講故事，但他一直在用 AI。

孩子寫作業會用它，學校要決定怎麼面對 AI 作文；程序員讓它寫代碼，公司要決定怎麼衡量人的產出；媒體人用它查資料、列提綱、改標題，讀者又要面對更多分不清來源的內容；企業把它接進客服和審批流程，員工發現自己的時間、績效正在被系統重新擠壓。

我們曾經以為自己只是用戶。可用戶使用工具，工具也在塑造用戶。

模型能回答什麼，不能回答什麼；哪些內容被認為是安全，哪些內容被認為是有風險的；哪些公司能用到更強模型，哪些人只能使用被封裝過的版本；哪些語言、職業、地區和知識被更好地支持，哪些被粗糙對待。這些問題看起來很技術向，但最後都會落到普通人的生活裡。

所以，OpenAI 審判其實是一個窗口。透過這個窗口，人們能看見未來基礎設施的製造現場並不乾淨，也不透明。那裡有聰明人，有理想，有恐懼，有野心，有股權，有雲帳單，有董事會撕逼，也有一些沒想過會被公開朗讀的私人文件。

水、電、道路、學校、醫院、搜尋引擎、手機系統，這些東西一旦進入日常，就不再只是商業產品。AI 也正在走向這個位置。它可能還沒有像水電那樣穩定，卻已經開始像水電那樣被依賴。一個人可以不用某個聊天機器人，但很難永遠繞開 AI 改造後的工作流程、資訊入口和組織規則。

這場審判最後無論誰贏，普通用戶第二天大概率還是會繼續使用 AI。學生還會讓它改作文，程式設計師還會讓它補程式碼，企業還會把它接進系統，創業者還會圍著模型做應用。

但法庭至少撕開了一層包裝。它告訴我們，那些正在進入日常生活的 AI，不是從一個透明、穩定、單純為公共利益運轉的機器裡長出來的。它們來自一群具體的人，一套複雜合同，一張張雲計算帳單，一次董事會兵變，一些私人日記和一場控制權戰爭。

這不是一句「資本腐蝕理想」就能講完的故事。更真實，也更讓人不安的地方在於，AI 正在變成普通人的基礎設施，但它的方向盤，仍然握在少數人手裡。

當未來開始被做成產品，普通人不能只當使用者。

本文所寫審判內容，除公開文件確認的組織結構和歷史事實外，涉及人物動機與責任判斷的部分，均以審判證詞、結案陳詞和雙方說法為基礎；截至 2026 年 5 月 15 日，法院尚未作出最終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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