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Thiel專訪：停滯五十年，AI是文明最後的自救嗎？

原文標題：《Peter Thiel專訪：停滯五十年，AI是文明最後的自救嗎？》
原文作者：Sleepy

編者按

訪談 Peter Thiel，向來不是一件讓人舒適的事。

他從不順應提問者的預設，也吝於提供任何廉價的撫慰。當整個矽谷都在「加速主義」與「末日論」的二元對立中爭相站隊時，Peter Thiel 坐在阿克塞爾·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CEO 馬蒂亞斯·德普夫納（Mathias Döpfner）對面，把物理世界的停滯、歌德的浮士德契約、初露雛形的全球威權，以及那句近乎冒犯的「99% 的領袖徹底無能」，嚴絲合縫地扣進了同一個認知框架裡。

這場對話發生在德普夫納的高端訪談節目「MDMeets」。德普夫納執掌著歐洲最具權勢的傳媒集團，旗下握有 Bild、Welt、Politico 與 Business Insider；但在 Thiel 面前，這場對談更像是一場對西方文明內在病理的切片。

在當下的主流敘事裡，文明正被超級智能的呼嘯聲裹挾前行。但在 Thiel 的坐標系裡，過去五十年的西方其實一直在原地踏步。比特（bits）在虛擬空間狂飆，原子（atoms）在物理世界停滯。AI 不是錦上添花的技術奇蹟，而是文明打破零和泥潭、避免代際契約崩塌的最後一次自救。

順著這條主線，他進行了一場火力全開的思想掃射。

以下為採訪內容

停滯論

Q：你在過去幾年始終在強調西方缺乏足夠的技術突破，甚至直接用了「停滯」這個詞。但在今天，公眾議論的焦點截然相反，大家覺得 AI 是不是加速過頭了。你改變主意了嗎，還是說現在的技術進步依然遠遠不夠？

Peter Thiel：某種程度上，我確實改變了想法。但先退一步，回到我二十年前提出的「停滯論」。

要全面衡量技術的發展極其困難，科學與技術的維度實在太龐雜。但核心邏輯其實很清晰，自 1970 年代起，整個科技的發展速度就出現了整體放緩。

計算機、互聯網、移動互聯、軟件這些，體現的是我們在「比特」的世界裡狂飆突進，但在「原子」的世界裡，物理突破微乎其微。

大部分跟原子打交道的工程學科，甚至不再是年輕人追求成功的賽道。機械工程、化學工程、航空航天全在退潮；至於核工程，早在 1980 年代就被普遍視為一個糟糕的職業選擇了。

出於種種原因，這場放緩實實在在地發生了。在我看來，正是這種全面的技術停滯，成了現代社會諸多系統性危機的根源。

比如說政治為什麼越來越極化，就是因為當經濟失去增量，每一個贏家的誕生都意味著一個輸家的落敗，社會徹底淪為一場零和博弈，整體生態就會急劇惡化。

拉長歷史週期來看，這幾十年來我們始終被困在停滯的泥潭裡。1990 年代末的互聯網曾是一台巨大的增長引擎，其量級超越了以往的一切，但它依然沒能把整個文明推入下一個質變階段。

也許今天 AI 的體量比互聯網更大，至少它具備重新拉動增量的潛力，無論隨之而來的是蜜糖還是毒藥。

但我之所以依然要為「停滯論」辯護，是因為，正因 AI 的出現，今天終於再也沒有人跑來反駁我那句「在此之前的幾十年裡，我們其實一直在原地踏步」。

滅絕概率

Q：最近幾週，Dario Amodei、Sam Altman 和 Elon Musk 聯合發出警告，稱「這個怪物可能會徹底失控」。你如何看待這波高調的警告？這究竟是某種公關戰術、萬億級 IPO 前的預期管理，還是他們真的在恐懼 AI 凌駕於人類文明之上？

Peter Thiel：關於 AI 的爭端，維度極其龐雜。

確實存在那些偏向科幻設定、卻又帶有一點現實色彩的場景。如果你造出了一個在各方面都遠比人類心智更聰明的東西，它究竟有沒有可能徹底脫軌、掙脫人類的控制韁繩？

像《黑客帝國》或《終結者》這類廢土科幻大家都看過。就我個人而言，並不覺得這種極端災難的概率有多高。但換個角度看，哪怕毀滅的概率只有 5% 或者 10%，也足夠讓人脊背發涼了。

這種公共討論最危險的後果，是直接把社會情緒推向了極度防禦、甚至徹底保守的「預防性」死胡同。

Q：如果真按概率來算，最近有一項實驗，向六大主流大語言模型提出了同一個問題：「AI 是否存在導致人類滅絕的風險？」模型給出的概率落在 1% 到 10% 之間。這到底只是模型吸收了人類投射的悲觀情緒，還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生存危機？

Peter Thiel：姑且假設這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生存危機。沒人能打包票說概率是絕對的 0%。

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永久踩死剎車、退縮進預防性的防空洞裡。因為如果你為了絕對安全而什麼都不做，任由文明在各個維度上停止進化，這個社會將瞬間分崩離析。

歐美中產階級之所以還能忍耐當下，唯一的心理支柱是堅信下一代會比自己活得更好。我們社會最核心的代際契約，就在於一代接一代的漸進突破，比如說物質財富的增長、醫療健康的突破，以及社會階梯的向上流動。

一旦這份契約被撕毀，整個社會就會以極其扭曲的方式陷入混亂。事實絕非如此。

零增長絕非中立，而且時光不能倒流。

Q：但如果這種危險真實存在，給 AI 踩剎車在現實中可能實現嗎？如果美國放慢腳步而大洋彼岸全速前進，我們難道不是在單方面拱手讓出優勢，卻什麼問題都沒解決？

Peter Thiel：理論上，唯有在全球範圍內達成真正深度的無縫協同，你才可能真正給技術踩下剎車。但這背後有一個可怕的前提便是，你需要一個擁有絕對實權與強制執法能力的單一世界政府。

我骨子裡的古典自由主義在提醒我，這完全是跳出油鍋又掉進火坑，甚至是一種比絕症本身還要凶險的療法。更可能的結局，是我們搞出一套充斥著無休止跨國會議與空洞宣言的偽全球治理。

還有一個風險是，西方單方面慢了下來，而大洋彼岸卻在全速前進。

教皇最近發表了一份關於 AI 的通諭，準確地講是一份「反 AI 通諭」。大洋彼岸的執政者絕不會聽教皇的，但成千上萬的西方人卻會認真對待。其最終的客觀效果，無非是讓教皇淪為了對手陣營裡「有用的傻瓜」（Useful idiot）。

Q：我和兩位頭部 AI 平台的創始人聊過，他們堅稱掌握證據，表明對手正透過美國社交平台散布反 AI 的恐慌，以此引導大眾情緒、擴大自身優勢。你有觀察到類似的跡象嗎？

Peter Thiel：我沒有深入研究過具體的證據鏈，但我傾向於相信這是事實。不過在我看來，這並非局勢的核心推手。真正把我們拖入困境的，恰恰是我們自己在西方內部所做的事情。

我也很想把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簡單歸結為對手陣營派來的代理人，但她完全是我們西方社會內部自己滋生出來的產物。

Q：但格蕾塔·通貝里對美國社會情緒的實際殺傷力，真有這麼大？

Peter Thiel：她本人的巔峰期或許已經過去，但西方社會對自己施加這種自我內耗的次數實在太多了。

我向來是對中國的嚴厲批評者，我們必須用最嚴肅的態度去面對這場大國對抗；但在很多時候，把西方自身的軟弱與潰敗一攬子甩鍋給中國，未免太過廉價和省事了。

Q：那為什麼美國當下會有如此強烈的反 AI 浪潮？在歐洲，只要覺得自己能參與，大眾態度其實相當溫和甚至積極；但在普遍被視為擁抱技術的美國，人們卻舉著標語牌上街抗議。這種反差是怎麼來的？

Peter Thiel：因為真正的技術質變就發生在美國，而歐洲早就被甩在了身後。

在我的坐標系裡，歐洲落後得太深，甚至已經喪失了追趕的可能。在美國，本土企業正承受著必須靠 AI 徹底重構業務的巨大焦慮。像我們 Palantir 的業務，美國企業級客戶的銷售增速正在急劇爆發，每家公司都被「不加速就出局」的緊迫感追著跑。

反觀歐洲，深不見底的惰性依然籠罩著一切。他們覺得「我們可以等一等，今天能推到後天做的事就不要明天做。」

差勁，而不是邪惡

Peter Thiel：大眾不再相信明天的生活會變得更好，所有利益博弈都淪為殘酷的零和廝殺。

AI 絕非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但如果無法重新拉動增量，那些盤踞在政治光譜極左和極右翼的黨派，其基本盤只會進一步擴張。

Q：我們是不是該停止對新技術的道德化評價了？技術就像一把刀，既能切菜也能殺人。為什麼公眾和精英總是習慣性地在新技術面前進行道德審判？

Peter Thiel：我們對技術的道德審判實在太氾濫了。

在道德刻度上，「善」（Good）的反義詞是「惡」（Evil）；但在功能的刻度上，「好」的反面僅僅是「差勁與無能」（Bad）。

法拉利是一輛「邪惡」的車，因為它的每加侖油耗高得驚人；但特拉貝特（Trabant，東德破舊小車）則是一輛「差勁」的車，因為它在馬路上幾乎根本開不動。

一個邪惡的人，至少還擁有貫徹意志、達成目的的能力。

在馬洛筆下的《浮士德》裡，主角是個搞劣質偽科學的騙子，最終墜入地獄；但在歌德的版本中，浮士德雖與魔鬼訂立了契約，結局卻促成了真實的創造，他最終獲得了救贖。

今天整個社會的真正潰敗，充斥著差勁和無能。99% 的政界政客、商業巨頭和企業高管，根本談不上什麼邪惡，他們僅僅是徹頭徹尾的無能。這才是我們真正應當正視的房間裡的大象。

不兼容的自由

Peter Thiel：那是我當年某個深夜為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自由意志主義線上刊物匆匆寫就的隨筆。發表兩週後，我就寫了一份正式的澄清說明。

我當時真正呼籲的，是對公共生活進行某種「去政治化」和「去劇烈化」。我的批評矛頭指向的是那些把所有籌碼都押在「通過贏得大選來改造世界」的自由意志主義同僚。

Q：你擔心全球社會的持續極化，以及溫和派領導力的系統性潰敗嗎？

今天的溫和派政治精英，低估了技術停滯與代際契約破裂所引發的結構性危機。看看英國，短短十年之內走馬燈似地換了七位首相，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拿得出扭轉社會頹勢的真正方案。

Q：柏林選舉中，極左翼黨（Die Linke）整體得票率是 25%，但在 16 到 24 歲的年輕選民裡，得票率高达 47%。你怎麼看這種年輕世代的激進化？

Peter Thiel：你必須嚴肅正視年輕世代切膚的生存困境。在柏林，房租貴得離譜，新住宅建設處處受阻，年輕人發現自己幾乎沒有任何向上躍遷的指望。

德國乃至大半個歐洲，早已退化為一套由老年人主導、全盤為老年人服務的老人政治（gerontocracy）。極端政黨之所以能在選票上攻城略地，僅僅是因為他們至少在公開討論溫和派裝聾作啞的痛點，即便極端派開出的藥方根本無濟於事。

Q：那政治光譜的另一極，德國選擇黨（AfD）呢？你認為這是保守主義的一種替代方案，還是同樣值得擔憂？

Peter Thiel：選擇黨的膨脹，本質上照出了建制派政黨的無能——他們沒能為德國探索出一套具備包容性的經濟藍圖，甚至連把財政預算做平的基本能力都不具備。

至於外交層面，圍繞烏克蘭、中國和以色列理應展開充分的公共辯論，但我認為 AfD 恰恰在這三個核心戰場上給出的答案全部是錯的。

Q：2016 年你是矽谷極少數公開背書特朗普的人。站在今天復盤，你怎麼分析他過去兩屆的得與失？

Peter Thiel：特朗普的橫空出世，本質是傳統建制精英在長期增長停滯、全球化後遺症以及中東地緣泥潭上交出慘白答卷的必然產物。

他的第一屆政府內部充滿了無休止的官僚派系內鬥；到了第二屆政府，他又矯枉過正，將忠誠度測試凌駕於一切之上，結果選拔出了一批專業能力嚴重不足的執行者。

Q：你是萬斯最早期的支持者與引路人。你最初在他身上看到了什麼不可替代的特質？

Peter Thiel：我對真正聰明的大腦始終懷有偏愛。萬斯是一個具備深厚思考力、思想開放且極富個人魅力的人。他曾在我的 Mithril 基金工作，寫出了《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2022 年他角逐俄亥俄州參議員時，我支持了他。

Q：展望 2028 年，你認為誰會是兩黨最核心的競爭者？

像阿根廷人一樣富有

Q：阿根廷的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能給深陷困境的西方世界帶來什麼啟示？

Peter Thiel：阿根廷是一面鏡子，完整演示了一個社會在經歷長達一個世紀「低於平均水平的平庸增長」後會走向何方。在 1900 年，「像阿根廷人一樣富有」是很流行的一句俚語。

米萊今天直面的是生死存亡級別的問題。在宏觀層面上，深陷赤字失控泥潭的西方世界只有三條路可選，像米萊一樣大刀闊斧削減開支、承受社會主義式的稅收停滯，或者用借貸把債務往後拖。

像德國的弗里德里希·梅爾茨（Friedrich Merz）這類典型的溫和派政客，閉著眼睛選了第三條路。

Q：既然你反覆強調自己是個「不可參選的政客」（unelectable），為什麼還要在政治上投入這麼多思考和精力？

Peter Thiel：我有充分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絕對不是一個能去競選公職的人。但現實是，政治已經滲透進了整個社會的每一個毛孔，它有毒，卻又是我們不得不呼吸的空氣。

我對政治投入了大量維度的思考，因為我一直在努力把那層毒氣隔離開來。

Q：在中美對抗的地緣格局裡，歐洲應該把自己擺在什麼位置？

Peter Thiel：歐洲應該成為美國可靠的盟友。讓歐洲的經濟引擎重新發動起來、保持健康的商業循環，這完全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回看 1960 年代末，歐洲通過傾力打造「協和號」（Concorde）超音速客機，在高端航空工業上一舉反超。但在今天這場 AI 戰役裡，歐洲掉隊的慘烈程度，甚至超過了 1990 年代法國死抱 Minitel 局域網的窘境。

Q：為什麼以工程與製造著稱的德國，幾十年來始終沒有誕生能夠立足全球的技術巨頭？

Peter Thiel：除了恐懼失敗的保守文化，這裡更根深蒂固的病灶在於「害怕成功」。

歐洲的創業者與資本從來不敢把一家公司的邊界推到極致，不敢像馬斯克或扎克伯格那樣去構建顛覆性的巨型機器。

數據是更殘酷的。在美國最富有的 50 個人裡，有 12 人屬於 X 世代或更年輕的世代，而這 12 人當中有 9 位是純粹白手起家的創業者。

而在德國最富有的 50 人榜單中，有 20 人是 X 世代或年輕人，但這 20 個人無一例外全是家族財富的繼承者。

幾十年來，這片土壤上沒有誕生過哪怕一家全新的、規模化擴張的萬億級科技巨頭。

圈外人、肉身與敵基督

Q：你曾說過，在理智上你試圖把德國從腦海中驅逐，但在情感上卻無法徹底抹去。這種撕裂感來自哪裡？

Peter Thiel：我從小在家裡和父母、祖父母說的就是德語。德國自始至終位於歐洲大陸與西方文明的核心樞紐。要拯救整個西方，德國至關重要。

Q：談談你的兩位聯合創始人 Alex Karp 和 Max Levchin 吧，他們身上具備怎樣的創始人特質？

Peter Thiel：頂級創始人往往兼備一種極其罕見的「圈內人與圈外人」（Insider/Outsider）動態張力。他們既擁有殺入權力腹地的體制內資源通道，又保有局外人野蠻破局的原始衝勁。

Alex Karp 和我當年一起畢業於史丹佛法學院，屬於標準的精英圈內人，但他骨子裡始終流淌著邊緣反叛者的血液；Max Levchin 16 歲從烏克蘭隻身來到芝加哥，身上自帶那種近乎兇猛的破局渴望。

Q：你為什麼始終執著於逆向思維？

Peter Thiel：逆向思維從來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逆向，它的核心在於捍衛獨立思考的能力。

在一個充斥著亞當·斯密「扣針工廠」式狹隘專業分工的技術社會裡，我們必須為那些能夠橫向串聯歷史、科學、經濟學與人類心理學的通才，留下生存與施展的座標。

Q：在你的個人生活裡，有什麼愛好是純粹出於熱衷、完全沒有任何商業合理性的？

Peter Thiel：國際象棋。那是一場兼具極致智識美感與危險成癮性的遊戲。

Q：四個年幼的孩子，如何重塑了你對世界的認知和時間視野？

Peter Thiel：它會徹底擊碎你原有的時間刻度。到了 2100 年，我的長女將年滿 81 歲。當你意識到這一點時，你的大腦會被強制逼迫去思考 22 世紀的文明究竟會演變成什麼樣。

Q：你為什麼會把大量資源和注意力押注在健康與長壽領域？

Peter Thiel：回溯培根、富蘭克林、孔多塞所開創的早期現代性樂觀主義，科學最根本的使命，本就是為了徹底解除人類的生存困境，最終攻克絕症與死亡本身。

而今天我們對這一崇高追求的集體放棄，是觸目驚心的文明倒退。如果將生物學重新理解為一門底層的資訊科學，那麼整個衰老進程本質上就是可計算、也是可逆轉的。

我當前押注的重中之重，是徹底攻克腦萎縮、認知障礙症與阿茲海默症。

我持有的始終是一種扎根於物理肉身、深受基督教傳統影響的本體認同。我追求的是肉體壽命的真實延續，而不是把我的大腦意識切片上傳到什麼雲端程序裡，冰冷的代碼構不成真正的我。

Q：最後一個問題依然是你最著名的那道考題。有什麼真理是你深信不疑，但幾乎所有人都不認同的？

Peter Thiel：三年前我開始公開做關於「敵基督」（Antichrist）的系列演講。當時我以為，這必定是一個極度離經叛道、充滿挑釁意味的逆向異端觀點。

但如今我逐漸意識到，它的逆向程度遠沒有我想像的那麼高，許多人在私底下，其實都暗自承認我們正在步入一個初現雛形的全球威權主義系統。

在元認知層面上，真正的荒謬在於，公開場合裡，所有人都說「敵基督」是個瘋子的胡話；但當聚光燈熄滅，暗地裡他們全都在默默同意我的判斷。

尾聲

在矽谷，販賣未來向來是一門最容易暴富的顯學。

有人兜售通往神性的超級智能，有人兜售免於毀滅的末日贖罪券。

Peter Thiel 兩種都不想買。

整場對話裡，他最冰冷的解構，是把所有人習以為常的現實連根拔起。

五十年來數字繁榮的喧囂，不過是一場比特遮蔽原子的集體致幻；大眾對新技術的道德審判，本質上是對自身平庸與無能的遮羞；而那些高舉「安全」大旗的全球治理呼籲，無一例外是通往單一威權體系的偽善通道。

但這場充斥著浮士德契約、帝國衰退與地緣對抗的對話，最擊中人的地方，反而不是那些宏大的推演，而是 Thiel 人生中的幾次停頓。

一個將一生籌碼押注在技術奇點上的風險投資家，拒絕把意識上傳到雲端；一個篤信資本與力量的實幹家，深夜裡唯一的沉迷是毫無商業 ROI 的線上國際象棋；而一個推演了無數零和死局的預言家，重新校準時間坐標的錨點，僅僅是因為算出了自己的長女在 2100 年將年滿 81 歲。

他用了整整二十年逆行於時代，最終等來了 AI 對停滯論的印證。但他顯然沒有興趣停下來享受這份遲到的正確。

坐在德普夫納對面的那張椅子上，Thiel 留下的其實是一個巨大的冷色調問號。如果技術的狂飆注定無法被阻止，而人類社會又不可避免地被 99% 的平庸所統治，那麼在通往 22 世紀的窄門前，我們究竟是在奔向救贖，還是在奔向那個被所有人秘而不宣的終局？

他沒有給出答案。他甚至連一句祝願都沒有留下。

正如他在下過的成千上萬盤象棋殘局一樣，時鐘仍在走動，子力已經過河，而真正的對局者，從不提前離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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