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區塊鏈與社會可擴展性（上）

原文標題：《Echo | Nick Szabo：貨幣，區塊鏈與社會可擴展性（上）》

原文來源：以太坊愛好者

引言

當下，區塊鏈風頭正盛。其中最大、運行時間最長的區塊鏈系統叫做比特幣。直到今天，在它迄今爲止的八年發展史中（原文撰寫於 2017 年 2 月），比特幣的價值從 10,000 個幣買一塊披薩（在交易所用傳統貨幣給比特幣定價之前）上漲到每個比特幣值 1,000 美元以上。在撰寫本文時，比特幣的市值已超過 160 億美元。比特幣連續運行八年，鏈上幾乎沒有經濟損失，現在已經成爲世界上一些重要領域最可靠和最安全的金融網絡。

比特幣成功的祕訣絕不在於它的運算效率或資源消耗方面的可擴展性。比特幣挖礦的專用硬件得高薪聘請專家來設計，但它只有一個功能——重複解開一個特定的、被故意設計得非常難的計算難題。這個難題被稱爲工作量證明，因爲難題的答案除了證明一個計算機確實做了大量的計算工作，別無意義。像這樣的比特幣解題硬件可能要消耗總計 500 兆瓦以上的電力，而比特幣會令工程師和實業家感到無語的地方還遠不止於此。

每臺運行比特幣軟件的計算機並不是將協議信息儘可能減少，而是使用大量重複的 Inventory vector 消息淹沒互聯網，以確保其他的比特幣節點能儘可能準確地接收到所有消息。這樣設計的結果就是，比特幣網絡每秒能夠處理的交易數根本不可能和傳統支付網絡（如 PayPal 或 Visa）那樣相提並論。對那些追求資源利用最大化和性能極致的工程師和實業家來說，比特幣簡直是令人痛心疾首。

相反，比特幣成功的祕訣在於：用大量的資源消耗和差勁的計算擴展性來換取更有價值的東西——社會擴展性。社會可擴展性指的是制度的一種能力：制度指的是一切能約束和激勵參與者行爲的東西，包括人們可以重複參與的關係和共同活動、習俗、規則，等等；那麼，一個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人類思維的缺陷、避免參與者激勵措施和限制措施上的漏洞？

社會擴展性關係到的，是隨着組織參與者的多樣性和數量增長，參與者能夠在何種程度上、以何種方式來考慮行動、響應制度並處理與其他參與者的關係。這主要跟人類的侷限性有關，而與技術上的侷限性或者說物理上的資源限制無關。有一些獨立的工程學科，比如計算機科學，用於評估技術本身的物理限制，包括用技術處理更多的用戶或達到更高的使用率所需的資源容量。除了與社會擴展性作比較以外，這些工程可擴展性考慮並不是本文的主題。

社會擴展性跟認知侷限和思維差異導致的行爲傾向有關，而與機器的物理資源限制無關，這點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實際上往往至關重要）的是，思考和討論制度背後的技術的社會可擴展性。制度技術的社會拓展性取決於該技術如何限制或激勵在該制度的參與行爲，包括保護參與者和制度本身免受不良參與或攻擊。判斷制度技術社會拓展性的其中一種方法是計算能從參與該制度行爲中獲益的人數。另一種方法是估量該制度能爲參與者帶來（或強制施加）的極端好處和懲罰，前提是（出於認知或者行爲上的理由）參與的預期成本和其他傷害的增長速度還不至於比好處的增長更快。在參與一種制度時，個人能享受到的文化多樣性和司法多樣性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全球互聯網的語境下。一種制度越是依賴於地方性的法律、習俗或者語言，其社會可擴展性就越低。

沒有過往那些制度和技術上的創新，可以參與共同活動的個體數量通常限制在最多 150 個人左右——也就是著名的「鄧巴數（Dunbar number）」。到了互聯網時代，新的發明也在不斷擴展我們的社交容量。在本文中，我會討論區塊鏈（僅限於實現了密碼學貨幣的公有鏈）如何能提高社會可擴展性，儘管伴隨着計算效率和可擴展性的巨大犧牲，也物有所值。

-認知能力（從物種大腦皮層的相對大小來說）限制了靈長類動物羣體的大小。維繫動物或人類親密的羣體關係需要大量的情感溝通和關係投資，比如人與人之間見面前的着裝打扮、閒聊八卦、開玩笑、講故事以及其他傳統形式的談話、歌會和唱戲等等。想要突破人類的認知能力爲團體活動設下的身份和數量上限（著名的 150 人左右的「鄧巴數」），需要制度和技術創新 [1]。-

社會拓展性的創新包括制度和技術的改進，將思想化爲書條或者機器，降低認知成本，同時增加在頭腦間流動的信息的價值，減少安全漏洞，尋找和發現新的互惠參與者。

阿爾弗雷德·諾思·懷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2] 說過：「有一種老生常談，明明謬以千里，教科書和名人演講卻還在學舌：我們應該培養思考的習慣，多思考我們正在做的事情。而事實卻恰恰相反，文明的演進，正是通過增加那些我們不假思索就能執行的規範來實現的。」

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補充道：「我們不斷運用我們並不真正理解的公式、符號和規則，通過對這些規則的使用，個人得以利用其自身並不具備的知識。在一些已被證明在其自身的領域裏有用的習慣和制度之上，我們發展出了此類利用他人之知識的實踐和制度，而這些發展出來的實踐和制度，又會反過來成爲文明進一步演化的基礎。」

各種各樣的創新降低了我們對於參與者、中介和外部人員的隱憂，也因此降低了我們的對他們的關注的必要性，不需要我們以有限的認知能力去擔心越來越多的、越來越多樣化的人的行爲。

另一類的創新可以促使越來越多（數量和種類）的參與者相互收集和傳遞有價值的信息。還有其他的創新也使更多的互利參與者能夠發現彼此。

在人類史前和整個歷史進程中，所有這些創新都提高了社會拓展性，甚至可以說這種效果非常明顯，使得我們人口龐大的現代文明成爲可能。現代信息技術（IT），特別是近代計算機科學的發現，往往可以發現更多互惠的匹配，激勵人們提高信息質量，並且可以減少某些類型的機構交易中對信任的需求，對於數量和種類越來越多的人來說，這些技術和發現以非常重要的方式進一步提高了社會拓展性。

在頭腦間流動的信息（也就是我所說的主體間協議 [3]）包括口頭和書面文字、習俗（傳統）、法律內容（規則，習俗和先例）、其他因素（例如在網絡評級系統中很常見的「星級」排名）以及市場價格等等。

信任成本最小化（Trust minimization）則降低了參與者對彼此、對外部人士和中介機構有害行爲的脆弱性。大多數經歷了漫長的文化演變的制度，比如法律（降低暴力、盜竊和欺詐的漏洞）以及安全技術，總的來說，都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幫助降低了我們對自己的人類同胞的脆弱性，因此也減少了我們對他人的信任需要（相比於不實施這些制度和技術）。

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常常被信任並且足夠值得信賴的制度（比如市場）依賴於其參與者對另一個足夠值得信賴的制度（如合同法）的信任（通常是隱性的）。自古以來，這些被信賴的制度就會通過最大限度地減少其參與者（例如會計師、律師、監管人員和調查人員）的脆弱性，來實施會計、法律、安全或其他控制措施，使自身更實時、更充分地被信賴、至少能夠促進下游制度的功能。創新只能部分消除某些漏洞，即減少對其他人的信任需求或風險。當然，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個完全無需信任的制度或者技術。

即使我們有最強大的安全技術——加密技術，完全無需信任的制度還是不存在的。儘管一些密碼協議確實保證了某些特定的數據關係，能以高概率對抗具有極高計算能力的對手，但如果你將所有參與者的所有可能行爲都納入考量，那密碼協議也不能提供絕對的保證。例如，加密技術雖然可以強有力地保護電子郵件免受第三方的直接竊取，但發件人仍然需要信任收件人，他不會直接或間接地將該電子郵件的內容轉發出去，或者泄露給任何不應該知道的第三方。

又如，在我們最強有力的共識協議中，比例遠低於 100% 參與者或中間人（以所持有的計算能力、股份、身份或者歷史計數來衡量）的有害行爲也有可能破壞參與者之間事務或信息流的完整性，從而在總體上損害參與者。近代計算機科學取得的突破，的確可以減少漏洞，且往往效果顯著，但這些技術進展遠做不到消除一切潛在的漏洞。

撮合技術可以促進互利參與者間的相互發現。這可能是互聯網最擅長的一種社會擴展性。像 Usenet News，Facebook 和 Twitter 這樣的社會網絡可以幫助人們發現志同道合的夥伴，互娛互樂，或者保持聯繫（甚至可能找到未來的配偶！）。在社會網絡爲人們提供更快發現彼此的可能性之後，接着便可促進不同層次的人際關係投資，人類訪問社會網絡的頻率會從一開始的隨便看看轉變到頻繁訪問，最後癡迷其中。克里斯托弗艾倫（Christopher Allen）等人 [4] 對網絡遊戲和相關社會網絡中互動羣體的大小和時間進行了有趣而詳細的分析。

eBay，Uber，AirBnB 和在線金融交易所通過交易撮合的大幅增加，帶來了社會拓展性：搜索、尋找、彙集和促進互惠商業或零售交易的協商談判。這些相關服務還有助於促進支付和運輸等業務，以及對陌生人在這些交易中承擔的其他義務是否已經履行的驗證和就此交易的完成質量進行的充分溝通（如「星級評分」系統，Yelp 評論等）。

互聯網對社會拓展性的貢獻是撮合，而區塊鏈對社會拓展性的主要貢獻在於信任成本的最小化。區塊鏈可以通過鎖定一些重要業務（如貨幣的創建和支付）和重要信息流的完整性（integrity）來降低風險，未來可能減少一些重要撮合功能的完整性（integrity）瑕疵。對祕密又任意可變的私有計算過程的信任，可以被對基本不可變的公開計算的可驗證的信心替代。本文將重點討論這樣的風險降低，以及它如何有助於促成一種對廣泛的潛在交易者有用的標準化償付手段（standard performance）（即信任最小化的貨幣）。

貨幣與市場

通過撮合互惠互利的買賣雙方及使用普遍接受的標準化支付手段（counter performance）（即貨幣），貨幣和市場可以讓每一筆交易的參與者直接受益。這裏的市場是亞當·斯密所用的概念：指的不是用來聚集買賣雙方的特定場所或服務（儘管有時可能會涉及到這些），而是大量成對交易的集合，可以讓產品的供應鏈變得協調。

在貨幣和市場的激勵下，會出現更準確的價格信號，從而減少參與者在其他交換方式中所需的談判成本、減少失誤。可以說，貨幣與市場的有效結合，使得更多不同的參與者可以有效地協調他們的經濟活動，不像以前那種類似雙邊壟斷（而非競爭市場）的交換機制。

市場和貨幣可實現交易撮合（匹配買賣雙方）、減少信任需求（依賴利己心理而非熟人和陌生人的利他心理）、可擴展的償付手段【通過貨幣（一種廣泛接受且可反覆用於償付的媒介）】以及優質信息流（市場價格）。

最早討論貨幣和市場問題的思想家是亞當·斯密。在英國工業革命爆發之初，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即使是最簡單的產品，也直接或間接地依賴於大量不同工種的勞動：

觀察一個文明繁榮的國家中最普通的技工或日工的生活用品，你會發現，與日用品生產相關的那些工業（雖然只是一小部分）僱傭來參與生產的人數，多得不可勝數。例如，日班工人穿着的看上去極其粗糙的羊毛外套，卻是大量工人的共同勞動成果。

牧羊人、揀毛人、梳毛人、染色工、梳理工、紡工、織工、漂白工、縫紉工和許許多多其他工人，需要綜合他們不同的手藝才能完成這樣一件家用產品。除此之外，將原材料在這些住在偏遠地帶的工人們之間運輸，需要多少商人和承運人！更何況，將染色工需要的不同染料（這些染料往往來自世界各地）運輸到一個地方，需要多少次貿易和航運、多少船工、水手、制帆人、制繩人！爲了生產這些工人所使用的最普通的工具，又需要多少勞動！

暫且不論像水手工作的船隻、漂白工用的水車、織工用的織機這些複雜的器械，單說牧羊人剪毛時所用的大剪刀這種非常簡單的工具，就需要多少複雜的勞動：必須綜合礦工、熔礦爐建造工、伐木工、燒炭工、制磚工、砌磚工、熔爐工、技工、鐵匠等不同角色的工藝才能生產出來。

如果我們以同樣的方式看待這名工人的其它衣服和傢俱，如，貼身穿的粗麻襯衣、腳上穿的鞋子、睡覺的牀鋪和牀鋪上的各種寢具、做飯的爐子、由地下采掘出來而且也許需要經過水陸運輸才能送到他手邊供他燒飯的煤炭、廚房中一切其它用具，餐桌上的一切用具、刀子和叉子、盛放食物和分取食物的陶製和錫蠟制器皿，麪包和酒，可以保暖、透光並能遮蔽風雨的玻璃窗，和那些使北方也能成爲極舒適的居住地的發明，這些發明所必須藉助的一切知識和技術，以及工人制造這些發明所用的各種工具等等。

總之，我們如果認真想想這一切東西，考慮每樣東西上凝結的各種勞動，我們就會發現：如果沒有成千上萬人的勞動和協作，一個生活在文明國家的普通人根本無法獲得這些日用品。然而，我們卻錯誤地認爲維持這樣的生活是多麼輕而易舉。

這些都發生在 1776 年後發生的一系列工業革命和全球化浪潮出現之前。時至今日，勞動分工已經歷過無數的改良，其複雜度和範圍擴大了許多倍。與其相信陌生人會做出利他行爲，還不如相信市場和貨幣，因爲它們可以創造許許多多利益共同體，來激勵這個由陌生人構成的大型網絡做出有益於公衆利益的行動：

在文明社會中，人類隨時都需要大量合作和幫助，然而在短暫的一生中只能和少數人建立友誼… 相比起其他動物，人類更會經常遇到需要他人幫助的情況，然而只期待着別人施恩是不行的。交換這種行爲能讓我們從其他人那裏獲得遠遠更好的所需物品。我們所需的飲食，不是來自屠戶、釀酒師或麪包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對自身利益的打算。

斯密接着又描述了勞動分工以及勞動生產率對於配對交換網絡的依賴程度：「正因交換導致了勞動分工，所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換能力的限制。換句話說，分工受市場的制約。」隨着國家乃至全球的交換網絡不斷壯大，越來越多的生產者參與其中，勞動分工得以細化，勞動生產率得以提高。

貨幣則通過提供更多交換機會來促進社會擴展性。作爲被廣泛接受且可反覆使用的財富存儲及轉移媒介，貨幣通過減少交易中的偶然性問題（交換需求匹配以及轉賬需求匹配的偶然性）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交換涉及的商品和服務種類越來越多，參與者也越來越多樣化。

各種各樣的媒介，包括口語、粘土 [5]、紙、電報、無線電和計算機網絡等，都曾經被用來傳達要約、承諾、由此產生的交易和價格，以及對執行的監督和其他商業溝通內容。關於市場和貨幣形成的價格網絡，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他的《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6] 中提出了很深刻的見解：

在一個有關相關事實的知識分散在許多人手中的體系裏，價格能協調不同個體的獨立行爲……在任何一個多人協作的社會中，無論誰想要制定一種中央計劃，或多或少都得基於某個知識。這個知識最初不是給規劃者的，而是給其他人的，其他人必須再通過某種方式傳達給規劃者。

對於一切解釋經濟過程的理論來說，作爲計劃基礎的知識通過何種方式傳達給人們是至關重要的問題，至於最初分散在所有人中的知識的最佳利用方式是什麼，這一問題至少是經濟政策，或者說是設計高效的經濟體系的主要問題之一…

每種商品都有一個價格（或更確切地說，各地的價格是相互關聯的，其差別取決於運輸費用等等），這個簡單的事實似乎暗示着一種解決方法，如果所有信息都掌握在一個人手裏，就有可能爲所有商品都找出那個合適的價格，但這僅僅是在概念上有可能而已，實際上，所有信息都分散在每個涉及這一過程的人手中…

神奇的是，在諸如某種原料短缺的情況中，無需發出任何指令，也沒有多少人知道其中原因，就會有成千上萬的人（他們的身份花幾個月時間也無法全部調查清楚）會自發地開始節約該原料或使用該原料生產的產品；也就是說，人們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價格體系正是一種人類偶然發現但尚未理解的制度之一。人們正在學着利用價格體系（但是遠遠沒有學會充分利用它）。價格體系使得勞動分工和資源協調利用在知識均勻分佈基礎上成爲可能……解決方案在只掌握部分信息的人的交互協作中產生。

（編者注：臺灣的夏道平先生將哈耶克此文題譯爲《散在社會的知識之利用》，「散在」一詞，竊以爲更切合哈耶克論文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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