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要能賣給下一輪才不燒心

原文標題：《敘事要能賣給下一輪才不燒心》
原文作者：動察Beating

一級市場有兩樣東西明顯通脹了。一樣叫 narrative，一樣叫 outlier。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和投資人、創業者聊完天常有一種輕微的恍惚感。大家聊產品細節、聊用戶留存的時間越來越短，聊「敘事」的時間越來越長。彷彿一家公司只要還套用上最新成為圈內「共識」的敘事，就等於出門沒穿衣服，是萬萬沒法推上 IC 的。

和敘事一起漲價的，還有矽谷和國內 VC 圈流行起來的一套選角審美，越怪的 outlier 越搶手。

在不少投資人的語境裡，常規的優秀已經不夠性感了。似乎一個人只要足夠出格、足夠有爭議，哪怕踩在規則和道德的邊緣，哪怕惡意投毒阻撓同事訓練模型，落到一些 VC 嘴裡，也能被說成「身上有一股勁」。

更微妙的是牌桌周圍的反應。當一家機構重金押注某個出格的怪人，往往能贏得一些看客的一片叫好，覺得這叫反共識的魄力。

這裡頭其實有個被偷偷調包的因果。那些偉大創業者留下的怪癖，原本只是他們做成事之後拖在地上的影子；現在，一些資本開始按影子的形狀去挑人，至於影子底下站著的到底是個天才還是個王八蛋，到底有沒有真東西，反倒沒那麼多人追問。

也好理解，如果一筆投資的目的，不再是陪一家公司熬出真正有用戶 buy in 的產品，僅僅是為了在六個月後以翻倍的估值把份額賣給下一輪接盤的人，那產品到底行不行，確實沒那麼要緊。敘事只要能賣給下一輪，就不燒心。

甚至連帳面上的核心經營數字，也就是創始人隨口一句話的事。

AI 創業公司 Cluely 的創始人 Roy Lee 就這麼幹過。2025 年 7 月，他對媒體透露，公司的 ARR 在一週之內翻倍到了 700 萬美元。

這個數字硬生生在科技媒體的標題和無數同行融資的對標表格裡跑了整整八個月。多少初創公司拿它當倍數參照，多少投資人拿它去投決會上證明 AI 應用增長有多猛。

結果到了 2026 年 3 月，Roy Lee 才在 X 上輕描淡寫地承認，數字是編的。他說那天剛好接到一個陌生女人的電話打聽經營數據，自己就隨口胡謅了一個。TechCrunch 隨後指出，那次採訪是 Cluely 的公關主動約的，電話那頭的「陌生女人」就是 TechCrunch 的記者。

一個隨口報出來的假數字，為什麼能暢通無阻地傳播大半年，還成了別人估值時的參照？因為在這條流水線上，編故事、傳播故事和為故事買單的人，早就變成了一夥人。

就在幾個月前，給 Cluely 投了錢的 a16z 把這套邏輯大大方方寫成了文章。2025 年 11 月，這支成立於 2009 年的老牌基金新組建了媒體團隊，發出一篇題為《什麼是新媒體》的長文，開頭第一句就寫道，這家基金從創立第一天起，想做的就是「科技業的 CAA」。

CAA 是好萊塢最大的經紀公司之一，日常業務是替明星談片酬、打理人設。而在 a16z 的新媒體服務清單裡，有一項業務直接叫作「贏下一天的互聯網」（Win the Internet for a Day），承諾幫創始人備齊贏下線上敘事之戰所需的一切，從正當性到勢能，按需統治社交媒體的時間線。同一年，a16z 直接買下了 Erik Torenberg 創辦的播客網絡 Turpentine，Erik Torenberg 順勢轉身，成為這家基金的 GP。

當一家頂級風險投資機構決定親自下場當經紀公司，既開印鈔機又開電視台，敘事就不再是敘事了。

韓炳哲在 2023 年出版的《敘事的危機》裡用過一個詞叫 storyselling。故事一旦只用來賣，它就不再對真實世界負責，只需要為下一輪買單的人服務。

發射塔

沿著「VC 媒體化」的邏輯往下看，科技圈這幾年最熱鬧的基建，除了算力集群，大概就是內容中樞了。

過去創業者和投資人講故事，還得借道傳統科技媒體；現在大家都嫌中間商手腳太慢，而且不夠聽話。

2026 年 4 月，OpenAI 花了幾億美元，直接買下科技播客節目 TBPN。收購條款很有意思，保留了節目的編輯獨立，但關停了原有的廣告業務，團隊新的匯報對象換成了 Chris Lehane，這位高管早年在克林頓任內的白宮，專門替總統處理醜聞。

投資機構自己下場寫人物特稿還要更早一些。2022 年 9 月，紅杉專門請自由撰稿人寫了一篇 1.3 萬字的人物長文，高調掛在紅杉官網上，標題起得跟宗教福音書一樣，叫《Sam Bankman-Fried 有救世主情結，也許你也該有》。

不到兩個月，FTX 申請破產，這篇文章從官網緊急撤下，紅杉投進去的 1.5 億美元全部減記為零。

SBF 的翻車給矽谷結結實實上了一課，把創始人吹成聖人的正面歌頌，造價太高，而且一旦暴雷，連帶機構自己的臉面都會摔得粉碎。

既然正面歌頌容易失靈，那就去利用更便宜的燃料，公眾的憤怒。

在注意力即估值的公式裡，被全網表揚和被全網唾罵，換算出來的流量權重是一樣的。只要能把公司的名字塞進投資人的信息流裡，黑紅也是紅，挨罵也能變現。

Artisan 在舊金山投放的「Stop Hiring Humans」街頭廣告

圖源：Artisan／San Francisco Chronicle

這兩年有過不少例子。先是主打 AI 銷售員的創業公司 Artisan，在舊金山 SoMa 區第十街和 Folsom 街的路口立起一塊廣告牌，上面寫著「Stop Hiring Humans」（別再雇人類員工了）。創始人 Jaspar Carmichael-Jack 事後倒也坦白，投放這批廣告主要就是為了博眼球。

罵聲發酵之後，Artisan 順順利利拿到 2500 萬美元 A 輪融資。當時這家喊著「別雇人類」的公司裡坐著 35 名人類員工，還打算再招 22 個。

2025 年 9 月的紐約地鐵車廂裡，22 歲的 Avi Schiffmann 也花了大約 100 萬美元，給他的 AI 吊墜產品 Friend 貼了 1.1 萬多張廣告。幾天之內，被激怒的地鐵乘客用馬克筆把海報塗得密密麻麻，其中一張上面被人寫著「AI 才不在乎你是死是活」。面對滿牆的塗鴉，Avi Schiffmann 對外回應說這一切都在計劃之中，還順手甩出一句金句：「資本主義是最偉大的藝術媒介。」

矽谷當然一直迷戀那種能憑空造勢的人。1981 年 Andy Hertzfeld 剛調進蘋果的 Mac 團隊時，軟體負責人 Bud Tribble 曾用《星際迷航》裡的詞給賈伯斯講故事的本事起名「現實扭曲力場」。

但 Tribble 當時還補了後半句，說等賈伯斯一走，力場就會散掉。力場散掉之後，程式碼的 bug 不會聽賈伯斯演講，Mac 終歸要被裝進盒子，做出來交到一個真實的人手裡。這東西到底好不好用，拿回家插上電就知道，誰也糊弄不了誰。

分水嶺發生在 2011 年。那年春天，賈伯斯在 iPad 2 發布會上最後一次講起技術要與人文結合；五個月後，Marc Andreessen 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為什麼軟體正在吞噬世界》，四天後賈伯斯辭去蘋果 CEO。

從那以後，矽谷的主角換了一批人。在軟體、金融和注意力交織的新牌桌上，如果一個產品的真正買家不再是挑剔的終端用戶，而變成了害怕踏空的下一輪機構，那個「現實扭曲力場」就可以一直存在了。

音樂還在響

寫到這裡，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就出來了，既然這些算盤打得連圍觀者都聽得見，牌桌上的專業買家難道看不出來嗎？

不是看不出來，牌桌上的買家心裡比誰都有數。

我在和一些一線投資人聊起某些 AI 項目時，對方往往也會苦笑一下，承認確實不夠 solid，數字也有水分。可一旦追問「那為什麼還要搶著給 TS」，得到的回答通常是沉默，或者一句反問：「這一輪你不進，下一輪翻倍了，你怎麼跟 LP 交代？」

這正是耶魯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在 2019 年出版的《敘事經濟學》裡寫過的那個問題。席勒借用流行病模型描述過，一個敘事能撬動多大資金量，取決於它的傳播速度和覆蓋面，與故事本身的真假沒有半毛錢關係。

在一個靠帳面浮盈交差的行业裡，真假是終局清算時才需要操心的事，而踏空是當季就要暴露的問題。只要敘事是講給下一輪買家聽的，接力棒就能一輪一輪往後傳。

這種集體撒癔症的心態，在 2020 年的 SPAC 狂潮裡上演過一次。

2020 年 6 月 4 日，電動卡車公司 Nikola 借道 SPAC 在納斯達克上市。借道 SPAC 上市有個巨大的空子可鑽，它可以繞開傳統 IPO 的嚴格審查，在路演材料裡大量塞進對未來的財務預測。

上市五天後，Nikola 的市值衝到將近 290 億美元，一舉超過福特，而當時的 Nikola 連一輛車也沒有交付，帳面收入是零。直到三年半後的 2024 年 1 月，美國 SEC 才姍姍來遲地通過新規，取消了 SPAC 及其上市目標在未來業績預測上的證券訴訟免責保護。

2007 年 7 月，花旗集團 CEO Chuck Prince 在日本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曾把這種機構困境總結得無比誠實。談及當時的槓桿收購熱潮，他說，等音樂停下來，流動性的事情會變得非常複雜，但只要音樂還在響，你就得站起來跳舞。

2023 年 OpenAI 董事會風波期間

Sam Altman 戴著訪客證返回公司辦公室

圖源：Sam Altman 本人 X 帖文

四個月後，Chuck Prince 辭職。

在靠估值和帳面浮盈說話的一級市場，誰先停下來，誰就先出局。甚至當有人試圖去關掉音樂時，整張牌桌上的既得利益者會聯手把他推開。

回頭看 2023 年 11 月那場震驚全球的 OpenAI 宮鬥，剝掉所有關於「AI 安全」與「加速發展」的路線修辭，底色其實是一場保衛估值的資產保衛戰。

當時 OpenAI 董事會以 Sam Altman「在溝通中不能始終保持坦誠」為由將他解僱。偏偏就在那個節骨眼上，Thrive Capital 正準備牽頭一筆按 860 億美元估值收購員工老股的要約交易。解僱消息一出，立刻有投資人放出風聲，考慮將手裡的 OpenAI 股份直接減記到零。

860 億美元的估值眼看要瞬間蒸發，牌桌上沒有任何能承受這個代價。幾天之內，OpenAI 大約 770 名員工裡有 738 人在聯名公開信上簽字，要求董事會辭職並迎回 Sam Altman，否則集體跳槽去微軟。五天之後，Sam Altman 回到 OpenAI，解僱他的四名董事走了三個。

演一個怪人

既然牌桌的規則是把故事賣給下一輪，那麼對一個早期創始人來說，最高效的融資策略是什麼？

做產品需要漫長的週期，展現怪癖甚至越界，只需要幾分鐘。

早年的矽谷，怪癖是做成了事情之後留下的副產品。賈伯斯年輕時愛光著腳在辦公室走動，後半生幾乎只穿三宅一生的黑色高領衫，人們之所以津津樂道這些細節，前提是他先做出來了 Mac 和 iPhone。

後來，模仿的順序徹底倒了過來。

2014 年，身穿黑色高領衫的 Elizabeth Holmes 在

TechCrunch Disrupt 活動後台

圖源：Max Morse／TechCrunch

最先學會這套皮毛的是 Elizabeth Holmes。她照著賈伯斯穿黑色高領衫，一位認識她家庭的人回憶，她連賈伯斯從褲兜裡掏 iPhone 的手勢都原樣學了過去，只是掏出來的東西換成了 Theranos 的微量採血管。

如果說 Holmes 還是個體戶式的模仿，那把「怪人崇拜」系統化為創投教條的則是 Peter Thiel。到了 2010 年，Peter Thiel 設立 Thiel Fellowship，給不滿 20 歲的年輕人每人發 10 萬美元，條件是從大學退學去創業。三年後他在《從 0 到 1》裡專門寫下《創始人的悖論》一章，論述成功的創始人身上往往同時帶著好壞兩極的極端特質。

十四年後，退學本身成了路演時的加分項。

2025 年底的 YC 路演日上，越來越多的創始人在僅有的展示時間裡，顧不上講產品，先專門強調自己剛剛輟學。Moxxie Ventures 合夥人 Katie Jacobs Stanton 甚至公開表示，退學本身就是一種資歷，證明一個人有足夠深的 conviction。

至於多項針對創業公司的統計研究給出的結果恰恰相反，絕大多數成功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手裡都有大學學位，但在路演大廳的 FOMO 氣氛裡，沒人關心這種掃興的統計數據。

到了最近幾年，光是穿黑高領衫、辦退學手續已經不夠刺激了。新的選角劇本要求創始人最好帶點「反社會」或「巨嬰」的戲劇張力。

2021 年 5 月，馬斯克主持《週六夜現場》，開場白說自己是第一個主持這檔節目的阿斯伯格綜合徵患者，「至少是第一個承認的」。兩年後 Walter Isaacson 為他寫完傳記，在書末感嘆，有時候偉大的創新者就是愛冒險、不肯接受如廁訓練的巨嬰，他們瘋狂到以為自己能改變世界。

不過，一些投資人不僅吃這一套，還樂意把這種冒犯當成佳話來講。

紅杉那篇已被撤下的長文裡記錄過一個故事。SBF 在 Zoom 上向紅杉的合夥人們路演，講他心目中錢的未來，會後，坐在他十英尺外的一位 FTX 員工走過去，才發現他一直在邊路演邊打《英雄聯盟》。換作普通創業者，這叫沒教養、不尊重人，紅杉卻把這段當成佳話，寫進了掛在官網上的長文。

一旦「出格」可以直接兌換成支票，公德和底線就會被迅速擊穿。

前文提到的 Cluely 創始人 Roy Lee，最初成名是靠開發了一款幫人在程序員技術面試中作弊的工具，並親自拍視頻演示自己用它通過了亞馬遜的面試。哥倫比亞大學將他停學後，他乾脆退學創辦了 Cluely，很快拿到了 a16z 的投資。

再極端的履歷，只要自帶話題度，也能在矽谷找到買家。2015 年，工程師 Anthony Levandowski 註冊了一個名為「未來之道」的教會，聲稱要發展一個基於人工智能的神明。後來他因竊取 Google 自動駕駛商業機密被判刑 18 個月，在 2021 年 1 月拿到總統赦免。到了 2026 年春天，Travis Kalanick 收購了他經營的礦區無人駕駛公司 Pronto，放心大膽地讓他繼續掌舵，把 Pronto 做成新公司 Atoms 礦業部門的技術核心。

我們以前聊起能穿越週期的好創業者，常說的一個標準是要有野心，但不能有太大的 ego，做的是可以落地的業務。可在今天的快錢邏輯裡，只要把 ego 演得足夠大、足夠出格，就會有急著找 outlier 的投資人湊上來，誇你有冠軍相。

這套選角邏輯同樣傳到了中文創投圈，比如最近沸沸揚揚的、被 VC 說「身上有一股勁」的田柯宇。

我對這個事情的觀點依舊是，如果你明知道一個人幹了破壞規則、傷害他人的缺德事，還覺得他「有一股勁」非要給他投錢，那只能證明你也缺德。

前兩天和一位小登投資人聊到這個觀點，他說，投資人的事怎麼能叫缺德呢。

大概他也真熟練掌握了世界模型的四種投法。

Failing Up

按常理說，靠演戲和越界攢出來的局，總有穿幫的一天。公司做垮了、醜聞曝光了，甚至法庭判決書下來了，這個人總該從牌桌上出局了吧？

矽谷給出的答案是不仅不出局，籌碼還能越輸越多。

矽谷過去確實有寬容失敗的傳統，一家公司做砸了，創始人做下一家公司的時候還能融到錢。不過在過去幾年裡，「失敗」這隻口袋被越撐越大，連欺詐和職場醜聞也被一併裝進了「從教訓裡成長」的敘事裡。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者 Tim White 在 2026 年發表了一篇專門剖析這種現象的論文，用了一個詞叫 failing up。他在論文裡得出的結論是，矽谷的頭部風投體系，在機制上就會獎勵犯下極端過失的連續創業者。

為什麼機制會獎勵犯大錯的人？

只要你想通了前文的注意力邏輯，這件事就一點也不奇怪。對於手握幾十億美元規模、必須開出大額支票的基金來說，最頭疼的根本不是創始人有污點，而是項目沒動靜。一個把上百億美元公司折騰破產的明星創始人，哪怕聲名狼藉，手裡依然握著普通創業者十輩子也攢不到的稀缺資產，比如全世界的關注度、現成的媒體頭條，以及一呼百應的資本圈人脈。

Adam Neumann 在 Flow Fort Lauderdale 項目發布現場

圖源：Romain Maurice／Getty Images

Adam Neumann 就是典型案例。2019 年 8 月，拿到 470 億美元估值的二房東公司 WeWork 遞交招股書，開篇寫著公司的使命是「提升世界的意識」。一個多月後上市擱淺，Adam Neumann 辭去 CEO，留下一地雞毛的 WeWork 在 2023 年 11 月申請破產。

但在 WeWork 破產一年多以前，2022 年 8 月，a16z 就向他的新房地產公司 Flow 開出了一張約 3.5 億美元的支票，一舉創下該基金歷史上單筆投資的最高紀錄。Marc Andreessen 在博客裡稱讚 Adam Neumann 是一位有遠見的領袖，並表示基金喜歡看到連續創業者從過去的教訓裡成長。到了 2025 年 4 月，這家 Flow 的估值又漲到了約 25 億美元。

同樣的劇本也發生在了前 Uber 創始人 Travis Kalanick 身上。

2017 年，Uber 在一連串性騷擾和職場歧視投訴曝光後，迫使創始人 Travis Kalanick 交出 CEO 職位。九年後的 2026 年 7 月 22 日，還是 a16z，站出來領投了 Travis Kalanick 的新公司 Atoms 高達 17 億美元的融資。

同一天，a16z 聯創 Ben Horowitz 發表文章《Travis Is Back》為他抬轎，Travis Kalanick 則在 X 上把這次回歸輕巧地稱作「a bit of unfinished business」（一點未竟的事業）。

至於那些不小心踩過了法律紅線、連法庭判決書都下來了的人，也摸索出了另一條翻篇的捷徑。

前文那家靠零收入衝上 290 億美元市值的 Nikola，其創始人 Trevor Milton 後來因證券欺詐被定罪。但在 2024 年美國大選前不到一個月，Trevor Milton 和妻子向 Donald Trump 的競選基金捐款 180 多萬美元。2025 年 3 月 28 日，他順利拿到總統赦免，原本需要賠付給投資者的幾億美元連帶免除。

無罪一身輕的 Trevor Milton 立刻重返創投牌桌。當年年底，他聯合一群投資人買下瀕臨倒閉的飛機製造商 SyberJet，到了 2026 年春天，他已經熟練地換上 AI 驅動自動駕駛飛機的敘事，開始在市場上尋找融資了。

02026 年

當一家基金既當裁判又當媒體，當創業者靠編造數據和表演怪癖就能拿到支票，甚至連欺詐定罪都能靠政治捐款抹平，這套內循環其實只剩下一個隱患了，萬一外面的監管機構、倫理學者或者普通公眾看不下去了怎麼辦？

為了不讓外部的監管和道德審查打斷這套循環，矽谷在過去十幾年裡，一步步給自己縫製了一套更大的意識形態防彈衣。

這件防彈衣最初的布料，是 1995 年英國學者 Richard Barbrook 和 Andy Cameron 在《加州意識形態》一文中指出的那套混合體，矽谷把嬉皮士的自由精神和雅痞士的創業狂熱熔於一爐，深信只要政府別管，技術會自行解決一切社會問題。

Travis Kalanick 的 Twitter 頭像一度是安·蘭德小說《源泉》的封面；Facebook 那句「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快速行動，打破常規）的內部口號也一直沿用到 2014 年。言下之意，只要跑得夠快，被打破的東西不需要我們來賠。

後來，Peter Thiel 把這種科技精英的豁免權推到了制度層面。到了 2014 年，《連線》雜誌摘錄了《從 0 到 1》裡的一章，標題直接取作《你應該像經營邪教一樣經營創業公司》。

到了最近五年，這套「精英豁免論」又衍生出兩個看似針鋒相對、實則殊途同歸的版本。

第一個叫有效利他主義（EA），核心邏輯是用「未來的宏大善行」來豁免「眼前的斂財手段」。2012 年，牛津大學哲學家 William MacAskill 與還在讀 MIT 的 SBF 見面，勸他不要直接投身公益，先去賺盡可能多的錢再捐出來，即所謂的 earn to give。

這套說辭成了 SBF 最好的公關掩體。直到 2022 年 11 月 FTX 崩盤後，Vox 記者 Kelsey Piper 在私信裡問他，對一個把一切都當成輸贏遊戲的人來說，你平時談起倫理來真是頭頭是道。到這時，SBF 才卸了妝，回覆道：「I had to be. It's what reputations are made of, to some extent.」（不得不這樣。我的名聲就是這麼來的。）

另一個是有效加速主義（e/acc）。既然偽裝成慈善家太容易穿幫，那就乾脆宣布「加速賺錢和造神本身就是最高道德」。

這個由匿名帳號 Beff Jezos 在 2022 年提出的概念，主張宇宙在熱力學上天然偏愛越來越會利用能量的文明。2023 年 10 月 16 日，Marc Andreessen 發表《技術樂觀主義宣言》，正式把 Beff Jezos 列入「守護聖徒」名單。

宣言寫得殺氣騰騰，說任何讓 AI 減速的做法都會導致死亡，本可由 AI 避免的死亡「是一種謀殺」；而在名為「敵人」的一節裡，「社會責任」「信任與安全」「科技倫理」和「風險管理」被悉數列入黑名單。

到了 Peter Thiel 那裡，世俗的辯論直接升格成了神學恐嚇。

2025 年秋天，Peter Thiel 在舊金山連講了四場關於「敵基督」的閉門講座。流出的錄音顯示，他認為敵基督可能會以阻止科學發展的面目出現，並直接點名了環保活動家 Greta Thunberg 和 AI 安全研究者 Eliezer Yudkowsky。到了 2026 年 7 月，他與 Sam Wolfe 在宗教刊物《First Things》上合寫文章，把敵基督描繪成一個滿口「安全、倫理和全球協調」的技術官僚。

只要把「系好安全帶」定義為「謀殺」和「敵基督」，那麼誰敢查矽谷的賬、誰敢給狂飆的資本踩剎車，誰就是全人類的罪人。

防彈衣穿好之後，錢開始直接流向選票和法案。2025 年，a16z 與 OpenAI 總裁 Greg Brockman 夫婦各自掏出 2500 萬美元，牽頭成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Leading the Future，目標是在 2026 年中期選舉裡推動全國統一的 AI 監管標準，阻止各州自行立法監管。截至 2026 年 4 月，該組織及其關聯團體已募資超過 1.4 億美元，其中 2026 年一季度入賬的 2500 萬美元，全數來自 a16z 及其兩位創始人。

從編造 ARR、買下媒體發射塔、批量製造怪人，到用上億美元的政治獻金買下規則的解釋權，這條閉環最終嚴絲合縫地匯集在同一條路上，加州門洛帕克的沙丘路，a16z 起家的地方。

順著門洛帕克這個地名往下挖，你會發現一段特別諷刺的往事。

半個多世紀前的 1968 年秋天，Stewart Brand 也是在門洛帕克這片地方，用打字機和剪刀拼出了第一期《全球概覽》（Whole Earth Catalog）。他在辦刊初衷中說，政府與大公司這些遠處的權力已經毛病叢生，《全球概覽》要做的，是做一件評估和獲取的工具，替具體的個人挑出趁手的東西，再由讀者自己寄來使用反饋。

那一代矽谷人心裡，技術是交到具體的人手裡的工具，而造工具的人對工具懷著敬畏。2010 年 iPad 初代上市時，《紐約時報》記者 Nick Bilton 曾問過當年深受《全球概覽》影響的賈伯斯，他的孩子們是不是很喜歡 iPad。賈伯斯回答說孩子們還沒碰過，家裡嚴格限制孩子使用科技產品。

五十八年過去，同樣從門洛帕克起家的 a16z，讓它的媒體團隊把時間單位縮到了「贏下一天的網際網路」。

至於工具最後把人改造成了什麼樣，沒人關心，只要今天的時間線贏了，明天的估值就能漲上去。

而當年 in 門洛帕克做《全球概覽》的 Stewart Brand，後來去算另一種尺度的時間了。

山體內的萬年鐘機械結構

圖源：10,000 Year Clock 項目網站

1996 年，他和電腦科學家 Danny Hillis 等人創辦了 Long Now 基金會，籌劃在山腹裡造一座走一萬年的機械鐘，一年走一格，每過一千年才有一隻布穀鳥探出頭來。

在 Long Now 基金會的全部文檔裡，所有的年份前面都會多加一個零，用來提醒人們在萬年尺度下思考眼前的決定。

今年在他們那裡，是 0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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