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互聯網私有化之後，矽谷開始私有化人類文明》
原文作者：動察Beating

幾個月前，我曾看到 Anthropic 大規模購買舊書、切掉書脊再掃描的新聞。更早之前，它還從 LibGen 等盜版圖書庫下載了超過七百萬本書，用來建立內部資料庫和訓練 Claude。

2024 年的時候，三名作家因此發起集體訴訟。2026 年 7 月，這起案件終於有了新進展。法院批准了 Anthropic 支付 15 億美元的和解方案，賠償作品被盜版獲取的作者與出版商。

但讓我在意的其實一直不是 Anthropic 到底應該賠多少錢，因為我覺得這從來都不只是一個版權問題。

人類的知識與文明，被一套私有模型吞噬，並且還毀掉了可以以其他方式流傳的原件及副本。知識沒有消失，卻變成了一家公司的內部能力。到了這裡，問題便從版權歸誰，變成了誰在控制人類知識。

可公司不會憑空決定怎樣使用這份權力。站在模型背後的人，對技術、進步和人類未來有一整套自己的理解。

因此，文章會繼續進入對矽谷技術樂觀主義和加速主義的探討。當增長被視為生命，速度被賦予道德，監管、版權和普通人的反對，就很容易被解釋成阻擋未來。

這些思想最後會落進模型本身。模型公司通過訓練數據、模型憲法和系統規則，決定什麼可以回答，什麼叫作真實，以及人類留下的知識應該以怎樣的方式重新出現。

所以，這篇文章從一本被毀掉的舊書開始，最終追問的是，當人類文明被裝進少數公司的私人模型，製造模型的人是否也在同時取得解釋文明、治理文明，甚至替人類決定未來的權力。

以下為文章正文。

一本書被送進 AI 公司的掃描流程，第一步是被毀掉。

裝訂被拆開，書脊被切掉，散開的書頁進入掃描設備。文字、封面和書目訊息被轉成數位檔案，然後把紙質原件丟掉。

法院文件披露，Anthropic 曾用這種方式處理數百萬本書。

這個計劃在他們內部被稱為 Project Panama。公司花了數千萬美元，從圖書經銷商和零售商手中購買紙質書，再交給掃描服務商，一本紙書對應一份數位副本，存進內部資料庫，用來訓練 Claude。

2021 年和 2022 年，Anthropic 從 LibGen、Pirate Library Mirror 等盜版圖書庫下載了超過七百萬本書。版權風險變大以後，2024 年公司找來曾參與 Google 圖書掃描項目的 Tom Turvey，希望他建立一個盡可能龐大的圖書庫。

Turvey 和出版商談授權，沒談出結果，Anthropic 隨後開始自己去市場上買。美國聯邦法院後來認為，一本紙書只轉化成一份內部使用的數位副本，沒有額外複製，也沒有對外傳播，不構成侵權。

這套辦法聽上去比盜版體面許多。

到了 2026 年，圖書數據公司 ISBNdb 開始向 AI 實驗室推銷大規模紙質書採購和掃描服務。它特別推薦 2022 年以前出版的書，理由是，那時生成式 AI 還沒有大規模進入內容生產，這些書更少受到 AI 生成文字的污染。

過去幾年，AI 公司一直把互聯網描述成一座取之不盡的知識礦山。網頁、新聞、論壇、代碼、小說、社交媒體帖子，都可以被爬下來，餵給模型。

生成式 AI 普及以後，這座礦山不純粹了。商品介紹是 AI 寫的，文章是 AI 寫的，論壇回答是 AI 寫的，小說和社交媒體的 AI 味兒也越來越重。這些內容又被下一輪數據抓走，機器開始吃到自己吐出來的東西。

合成數據本身不是壞東西，經過篩選和驗證的合成數據一直在用。麻煩的是模型分不清眼前的文字來自人類還是來自上一代模型，錯誤和套路就會被一遍遍放大，真實世界裡本來就少見的說法慢慢消失。研究者管這個叫「模型崩塌」。

網上的語料越來越多，能讓模型學到新東西的內容卻沒有同步增加。於是，機器重新回到了紙上。

一本書的生產很慢，舊書因此有了一種過去沒有的價值。越早出版，越有可能來自一個人類仍然承擔主要寫作工作的年代。曾經躺在二手書商倉庫裡的冷門著作，如今成了模型公司眼裡的優質數據。

AI 公司先讓生產文字變得前所未有地便宜和快捷，又開始花錢尋找那些寫起來很慢的文字。它們給互聯網灌入大量內容，最後發現，最稀缺的還是沒有被 AI 處理過的人類經驗。

那些書也換了一個身份。文學、地方誌和普通人的回憶錄，如今統稱「乾淨數據」。作者為什麼寫，讀者怎樣讀，書與書之間吵過什麼，暫時都可以放到一邊，它們首先是一批沒有被機器污染的人類樣本。進入訓練流程之後，留下了多少，影響了什麼，又被怎樣重新解釋，都在黑箱裡。

進步成為一種宗教

舊書只是原料。真正決定這些知識會被怎樣吸收、解釋和重新輸出的，是站在模型背後的人，以及他們如何理解進步、風險和人類的未來。

要理解這套機器將把人類文明帶向哪裡，就得先理解，硅谷為什麼越來越把技術進步視為一種不應該停下來的善。

2023 年 10 月 16 日，Marc Andreessen 在 a16z 官網發表《技術樂觀主義宣言》。

整篇文章不斷重複「我們相信」。文章裡有需要傳播的福音，有必須反對的敵人，結尾還有一份「技術樂觀主義的守護聖徒」名單，包括了亞當·斯密、尼采、哈耶克、馮·諾依曼、安·蘭德小說中的 John Galt，以及 Nick Land。

Andreessen 說，他帶來了一個好消息。

人類已經擁有工具、制度和意志，可以走向一種遠勝於今天的生活。技術承載著人類的野心，是文明進步的先鋒。社會要麼增長，要麼停滯。他相信增長會帶來生命力、知識和福祉，停滯則通向內鬥、衰敗，最後走向死亡。市場與技術結合形成一臺不斷向上運轉的「技術資本機器」，人工智能將推動一次能力難以想象的智能躍遷。

這早就不只是「科技改善生活」了。

傳統的技術樂觀主義通常會說，新工具能夠提高生產率、治療疾病、減少貧困。技術仍然服務於某個外部目標，它的價值來自人們因此過上了怎樣的生活。

而在 Andreessen 的敘述裡，技術進步逐漸不再需要通過具體結果證明自己。增長本身就代表生命，速度本身就帶有道德。只要方向是繼續建設，失敗和傷害可以被理解為前進中的代價；要求停下來的人，則需要解釋自己為什麼要阻擋未來。

他在宣言裡專門列出一群「敵人」。可持續發展、ESG、預防原則、技術倫理和風險管理，都被歸入一場持續多年的反技術、反生命運動，旁邊還站著 bureaucrats 和 central planners。

一家 AI 公司是否應該為訓練數據付費，演算法錯誤由誰承擔，技術風險需要怎樣監管，這些問題本來各有各的事實和利益。到了宣言裡，它們一起被收編進一場更大的衝突。

一邊是增長、創造、勇氣和生命。

另一邊是停滯、恐懼、怨恨和死亡。

立場一旦這樣分配，討論代價的人天然會被壓制，只要技術天然代表進步，提出問題的人就很容易被描述成文明的敵人。

Andreessen 為加速寫了一份政治宣言，告訴矽谷為什麼應該繼續建設。e/acc 則更進一步，試圖從自然規律裡證明，加速不只是一種產業選擇，也是生命和文明本來就在做的事情。

它最早以匿名帳號和網路文章的形式傳播。推動者之一 Guillaume Verdon 說，e/acc 的一部分理論來自他對熱力學和複雜系統的思考。生命通過獲取能量、處理資訊和適應環境維持自身，文明、市場和技術也是同樣的適應系統，不斷製造變化，在競爭中篩掉低效的路徑，最後產生更強的智能。

既然這個過程已經存在，e/acc 選擇幫它加速。人工智慧的進步於是不再是一項產業選擇，而是一個更漫長過程的延續。人類造出更強的機器，像生命從單細胞走向複雜生物一樣自然。

可是，熱力學可以描述能量如何流動，生命如何維持遠離平衡的狀態。但從「生命會獲取能量」，推導出「人類應該加速人工智慧、減少監管並讓市場決定方向」，中間仍然隔著一整套政治和道德選擇。

e/acc 把這段距離縮短了。

競爭和加速被寫成順應宇宙方向，集中監管則容易被視為壓低變化、減少試驗、削弱文明的適應能力。只要智能和複雜性繼續增長，技術的發展就獲得了一種高於現實政治的正當性。

Verdon 在訪談裡提到，e/acc 圈子有時會半開玩笑地把熱力學當成自己的神，也會故意使用帶有宗教和 Cult 色彩的表達。

在這套新宗教裡，成長是生命的證明，技術是推動文明前進的力量，創業者和工程師最早看見未來，超級智能則是尚未完成的終極造物。

它同樣需要自己的異端。他們被稱作「Decel」，也就是減速主義者。這個詞很好用。它不需要區分一個人擔心的是核武器、生物安全、版權還是失業。只要他要求慢一點，就可以被放到未來的反面。

技術公司由此得到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敘事位置。他們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被理解成建設。別人提出的每一次質疑，則可能成為拖延。兩邊都在談人類的利益，但只有一邊被允許代表未來。

現在再回頭看那些被切掉書脊的舊書，問題已經不止於它們去了哪裡。還要追問的是，誰在決定它們將被用來製造什麼。

他們確實可能造出能夠治療疾病、擴大知識、讓普通人獲得更多能力的工具。可當進步本身被寫成信仰，技術的方向就越來越難接受外部追問。製造機器的人開始同時擁有兩種身份，他們既是利益相關者，也是這場進步的佈道者。

當速度成為道德，普通人的同意就降級變成一種不必要的等待。

但問題還沒有結束。傳統的技術樂觀主義至少仍然承諾，技術最終是為了讓人類過得更好。可當增長和智能本身成為目的，技術究竟是在服務人類，還是在借人類完成一次更大的進化，就不再有那麼確定的答案。

人類被從未來中降級

這場加速，究竟準備把誰送進未來？

在 Andreessen 那份聖徒名單上，英國哲學家 Nick Land 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最難讀懂的一個。他在 1990 年代任教於華威大學，是實驗性思想團體 CCRU 的核心人物。他們把哲學、科幻、控制論、電子音樂和神秘主義攪在一起，寫出來的東西很少像一篇正常論文。

Andreessen 把「技術資本機器」寫成一台帶來繁榮的引擎，Land 早在三十年前就把它看成了一種正在擺脫人類控制的力量。

Land 最著名的文章之一叫《Meltdown》。

開頭第一句，地球已經被一場「技術資本奇點」捕獲。市場開始製造智能，技術與經濟互相推動，政治則跟在後面，試圖重新抓住控制權。社會秩序在這場機器失控中崩解，人類只能看著一種比自己更龐大的力量逐漸成形。

人們通常把資本主義看成一套由人設計的制度，出了問題，人也應該能改規則，讓它重新服務社會。Land 看到的方向恰好相反。

公司必須增長，資金必須追逐回報。哪家公司想慢一點，競爭者就會超過它；哪個國家暫停研發，另一個國家就會繼續。身在其中的每個人都可以說自己只是為了活下去，可所有人一起往前跑，結果就是一套沒人能單獨叫停的系統。

人看上去在駕駛機器，機器也在借人的欲望、焦慮和競爭繼續加速。

在 Land 的敘述裡，資本與技術結合成一種獨立於人類的智能。它拿市場做計算，拿競爭篩路徑，再拿機器不斷縮短決策時間。

這也是 Land 與普通技術樂觀主義最明顯的區別。在他的文字裡，技術資本只在乎效率能不能繼續提高，網路能不能繼續擴張，智能能不能找到更好的載體。

政治、法律和道德試圖給它加上限制，對 Land 來說，這更像人類為了保護自己而啟動的一套安全系統。人類仍想留在世界中央，所以不斷設法把未知擋在外面。

Land 不覺得人能攔得住未來。

他筆下的未來不會等人類開完會、投完票，再決定是否降臨。它更像一股從未來倒灌回來的力量，借助公司、市場、電腦和人的欲望，提前為自己鋪路。

到了 e/acc，這套聽上去陰冷的思想換上了更明亮的包裝。它談增長，談創造，談讓智能走出地球，也更願意相信競爭最終會帶來繁榮。

但是，e/acc 的原則文件也明確寫道，這套思想對承載生命與智能的「生物基質」沒有特殊忠誠。它的一部分支持者自稱後人類主義者，認為智能若要傳播到星際，最終必須從生物身體轉移到非生物載體上。人類的肉身並不神聖，矽、晶片或者尚未出現的物質形態，同樣可以成為意識和智能的容器。

這句話實際上改變了整套進步敘事的主角。如果文明的最終使命是讓智能不断增長，並向宇宙擴散，那麼具體的人類是否幸福，甚至人類是否繼續存在，都不再天然擁有最高優先級。人類只是目前已知的智能載體。

這不等於 e/acc 主張消滅人類。Verdon 和許多支持者仍然相信，加速技術能夠為今天的人帶來富足，也能幫助文明延續下去。只是當兩種目標發生衝突時，問題變得麻煩了。

一邊是具體的人，他們會失業，會被技術傷害，會要求暫停，也會拒絕一種別人替自己設計的未來。另一邊是更高的智能、更大的文明，以及一個可能延續數十億年的宇宙故事。

Timnit Gebru 和 Émile Torres 創造了「TESCREAL」這個詞，把矽谷一組彼此交疊的未來思想串在一起，超人類主義、奇點主義、有效利他主義、長期主義都在裡面。這些思想之間差異很大，但它們合起來逼出一個問題。

當科技公司說自己在為「全人類」製造超級智能時，那個「全人類」到底指誰？

是今天生活在地球上，會失業、會貧窮、會被演算法歧視，也有權拒絕某項技術的人；還是一個抽象的物種符號，其唯一使命是把智能傳遞給更高形態？

矽谷右翼的敘事也在變。最早 AI 是工具，幫人把活幹得更好。後來它是解決疾病、能源和科學難題的超級助手。再往後，人類自己變成了需要被機器解決的問題，身體太脆弱，大腦太慢，超級智能的意義，就從幫助人類滑向超越人類。

一旦具體的人不再是技術進步的最終尺度，圍繞人建立的政治程序也會被重新評價。

民主太慢，創始人應該統治

當等待本身被視為一種損失，那自然就沒必要讓所有人一起決定未來了。

Peter Thiel 很早就對「所有人一起決定」失去了信心。2009 年，他在自由意志主義刊物 Cato Unbound 發表《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教育》。文章回顧了自己二十年來的政治失望和思想變化，最後寫道：

「我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能夠兼容。」

他年輕時相信辯論和選舉能推動自由。到了 2009 年，這條路在他看來已經走不通，選民要求更多福利，政府不斷變大，說服大多數人接受自由意志主義近乎徒勞。他補充過，自己沒有主張剝奪誰的投票權，只是不再指望投票能讓事情變好。與其困在政治裡，他更關心怎樣逃離政治。

這個轉身很符合矽谷的慣例。一套系統改不動，就重新做一套。公司效率低就創業，金融限制多就造新的支付網路，國家的規則令人失望，就去網路、海洋和太空裡找新邊界。

Thiel 想離開民主。Curtis Yarvin 覺得只離開還不夠，整套系統都應該被重寫。

2007 年，Yarvin 以 Mencius Moldbug 的名字開始寫部落格。他原本是程式設計師，談起國家時也習慣使用程式設計師的語言，比如系統、架構、重啟、權限。

在他的解釋裡，美國表面上由選民和總統管理，真正穩定的權力在另一套網路中。大學生產觀念，主流媒體決定哪些觀念可以進入公共討論，常任機構再把其中一部分變成政策。Yarvin 把這個共同體叫作「教堂」。它沒有總部，也沒有人坐在頂端發號施令，只是大家受過相似的教育，用著相似的道德語言。總統會換，政黨會輪替，這套共識很少受選舉影響。

Yarvin 因此認為，民主本身就是一層掩蓋權力的外殼。他認為，既然民主掩蓋了誰在統治，不如把權力重新集中起來，讓責任和控制權落在同一個人手裡。

國家可以像公司一樣運行，所有權清晰，管理者有完整執行權，幹砸了就換人。他早期構想過一套叫 Patchwork 的系統，把世界拆成許多彼此競爭的主權實體，居民不滿意可以走。

漏洞也在這裡。不滿意公司可以辭職，不滿意國家，很難真的帶著家庭、財產和全部社會關係說走就走。不過他確實抓住了矽谷長期存在的一種情緒。

很多技術精英覺得，社會的問題沒有想象中複雜，只是沒有交給正確的人。政府效率低是因為權力太分散，公共專案推不動是因為任何人都能反對，有能力的人被法律、程序和輿論捆著，沒法像經營公司那樣動手。

在創業公司的故事裡，集中權力是一種美德。創始人提出方向，投資人把錢交給他，員工圍繞這個判斷行動。大多數創業公司會死掉，少數活下來的把這段歷史講成遠見戰勝共識。一個人在所有人都不相信的時候看見了未來，所以他理應擁有最後決定權。

這套邏輯在商業世界裡站得住。創業公司規模有限，員工可以離開，消費者也能換一種產品。

可當一家公司製造的，是一套數億人用來認識世界的智能系統，它決定的就不再只是產品怎樣運行。它也開始決定用戶能夠看到什麼、哪些答案被視為安全，以及一套機器應該用什麼價值尺度理解人類。

Yarvin 想像的是把國家變成公司。AI 公司正在實踐一個更溫和、也更現實的版本，由一個小規模團隊制定規則，再讓龐大人口通過這套規則接觸世界。

Claude 的「憲法」寫明了公司希望模型擁有的價值觀，直接參與訓練。OpenAI 的 Model Spec 同樣設了一套指令等級，最上層的規則無法被用戶和開發者覆蓋。這些規則有必要，模型會被用於詐騙和暴力，公司不可能放手，把規則公開也比藏在內部更好。

但它意味著，用戶向模型提問時，並不只是在和人類的全部知識對話。公司提前設定的規則也在場，它決定模型聽誰的，在哪裡停下來，哪些風險高於用戶的要求，以及一個「好的 AI」應該有什麼性格。

一個很小的團隊，正在替龐大人口決定一套基礎設施怎麼運行。它靠技術能力取得權力，再以技術太複雜為理由，把決定繼續留在公司內部。

創始人不必真的坐上王位。只要越來越多人通過他的模型認識世界，他就已經掌握了一部分過去屬於學校、媒體、圖書館和公共機構的權力。

公司治理與文明治理之間的邊界，正在一點點消失。

但硅谷並不是沒有意識到這種權力的危險。恰恰相反，Peter Thiel 長期警惕一個能夠統一管理全人類認知和行動的系統。只是按照他的想像，這種危險更可能來自政府，而不是科技公司。

誰才是敵基督

2024 年，Thiel 在胡佛研究所談了兩期「敵基督」。他認為聖經中的這套古老敘事仍然能夠解釋現代政治。

他把人類面臨的危險分成兩端。

一端是 Armageddon，世界末日。核戰爭、失控的人工智能、生物武器，任何一項技術都可能把文明推向毀滅。

另一端是 Antichrist，敵基督。

為了阻止末日，人類建立一個真正能夠管理全世界的政府。它有權檢查每一個國家的武器，監控每一家實驗室，限制危險研究，也可以要求所有人交出一部分自由。

Thiel 說，失控的科學技術正在把人類推向 Armageddon，對它最自然的反應，就是建立一個擁有真實權力的世界國家。

這個政府出現的時候，未必帶著軍隊和暴政的面孔，它更可能從恐懼裡長出來。

有人不斷告訴人們，核戰爭就要發生，AI 即將毀滅世界，氣候和生物災難已經逼近。等所有人都足夠害怕，他再承諾提供和平、安全與秩序，代價是接受一套統一管理。

Thiel 推演過，如果一小段碼就足以讓通用人工智能失控，真想攔住它，就不能只靠某個國家加強監管，全世界的計算機都要被看著，監管者甚至需要知道每個人正在輸入什麼。

他怕科技毀滅世界，也怕人們因為害怕科技，把全部權力交出去。兩種未來都很糟，人類只能從中間穿過去。

可當這套擔憂被放回矽谷正在做的事情裡，便會發現，他們害怕的未必是權力集中本身。他們真正警惕的，是權力集中在政府、國際組織、安全研究者，或者任何可能要求技術公司減速的人手中。

在 Thiel 的敘述裡，一個全球政府擁有監視全部計算活動的能力，是敵基督統治的重要特徵。但與此同時，矽谷正在建設另一套跨越國家邊界的認知系統。

科技右翼害怕敵基督建立一個統一世界，卻正在參與製造統一世界的大腦。

2025 年 7 月，這個矽谷內部的思想爭論開始影響美國政策。特朗普簽署《防止聯邦政府使用覺醒 AI》行政令，要求聯邦機構採購的大語言模型遵循「追求真相」和「意識形態中立」兩項原則。表面上看，這是要求 AI 擺脫政治。可什麼屬於政治、什麼屬於客觀、哪些概念會污染真相，已經在行政令中被預先選擇好了。

這便是 AI 產品與普通軟件的區別。一款普通軟件可以規定某個按鈕放在哪裡，一套大模型需要規定的是自己怎樣理解世界。

模型公司要決定誠實是什麼意思，傷害怎麼衡量，個人自由和公共安全撞上了誰優先。這些問題過去由宗教、法律、新聞和公共政治反覆爭論，沒人能一勞永逸地解決，也沒有哪個機構天生握著最後解釋權。現在它們被寫進模型訓練。

特朗普政府指責模型被「覺醒意識形態」污染，右翼創業者承諾製造敢於說出政治不正確答案的 AI，主流模型公司則通過憲法和行為準則，解釋自己如何追求安全、誠實和用戶自主。

每一方都說自己在清除思想鋼印。

Thiel 擔心有人利用末日恐懼，建立一個統一世界，把人類鎖進一套無法逃離的制度。

可這個世界未必由一位敵基督突然建立。它也可能由幾家互相競爭的科技公司一點點拼出來。每家公司擁有一套模型、一部憲法、一組系統規則，以及數億願意把問題交給它的人。

到了這裡，最開始那批舊書的意義才完整地顯出來。它們不只是訓練模型的語料，也是這套私人認知系統賴以成立的文明底座。誰取得這些書，誰制定模型的規則，誰就開始同時掌握知識的原料和知識重新出現的方式。

焚書

那些書被成箱買走，運進掃描中心。書脊被切掉，裝訂被拆開，機器逐頁讀取文字。然後一本書消失了，伺服器裡多出一份文件。

古代的焚書，目的是讓某些文字從世界上消失。火燒掉竹簡和紙，也燒掉思想傳播的路徑，一本書不能再被讀，一段歷史失去了留下來的證據。統治者靠製造空白，控制人們能記住什麼。

AI 時代的焚書正相反。

書裡的內容沒有從世界上消失，甚至可能在未來某一天，出現在模型的一段回答裡，但它已經不再以一本書的方式存在。

進入模型的書會被拆開，和數百萬篇文章、網頁、程式碼混在一起，切成適合計算的片段，參與參數的形成。沒人能查看完整的訓練集，也很難知道某一本書究竟留下了多少。它可能影響了模型對一整段歷史的理解，也可能只貢獻了幾種句式，還會在後續訓練和人工反饋裡被繼續改寫。

這時，知識仍然存在，只是從可以被檢查的文本，變成了一家公司的能力。

而當人們越依賴模型，AI 公司取得的就不只是保存知識的能力。它們還開始決定如何整理、解釋和分發這些知識。

幾千年來，人類保存知識的方式一直很笨。書散落在不同國家，學者為一個詞爭論，讀者要花很多時間找材料。它不快，也不方便，卻很難被一個人徹底控制。出版社倒閉了，書還在讀者手裡；一個國家禁掉某種思想，別處仍可能留有副本。

知識因為分散而活著。

模型改變的，不只是知識被存放在哪裡，也包括人們抵達知識的路徑。過去，人們從一個答案走向一本書、一篇論文和一場爭論；當模型成為主要入口，人們可能直接停在答案本身。

模型讓知識第一次可以被大規模集中到幾家公司的伺服器裡。它們擁有算力，擁有最強的模型，也擁有把全人類留下的材料變成一種統一語言的能力。然後，它們按照每月訂閱和 Token 用量，把這套能力賣回給人類。

科技公司確實投了巨額資金，買晶片，建數據中心，養研究人員，也承擔安全治理的成本。收費本身不構成罪惡。

真正的問題在於，商業成本正在掩蓋另一筆更龐大的投入。

那些書是誰寫的，那些論文是誰做的，那些網頁、帖子和程式碼，又是誰在漫長的互聯網歷史裡一點點留下的。

AI 公司付了算力的價格，沒有付人類文明的價格，因為這筆帳根本沒法算。沒有哪家公司能向幾千年裡所有的作者、譯者、程序員和普通人逐一購買授權。於是文明被默認成一種可以自由開採的自然資源。

公共知識進入模型時，被稱為學習。模型向公眾輸出知識時，被稱為服務。

這就是文明私有化最完整的閉環。

這也是為什麼，那些被切掉書脊的舊書不該只被當成一場版權爭議。

它們是一種象徵。

紙張被銷毀，內容被保留。公開可見的原件離開流通，無法審計的模型吸收了其中的知識。書中的思想依然存在，卻逐漸失去來源、上下文和獨立於公司的生命。

新時代的焚書，不需要讓知識消失。

未來的孩子可能很少再翻開這些書，有些書可能再也翻不到了。

他會直接詢問模型，一場戰爭為什麼發生，一種制度是否正義，一個人應該怎樣生活。模型會在幾秒鐘內給出答案，語氣平靜，結構完整，也不會告訴他，這個問題曾經讓幾代人爭論不休。

他可能不會感覺到有什麼東西丟掉了，畢竟，答案還在那裡。

AI 不會忘記人類文明，但這並不是件好事。遺忘至少會留下空白，讓人們知道有什麼東西丟失了。更危險的情況，是模型記得足夠多，回答得足夠自然，讓人們逐漸不再需要接觸文明原本的樣子。

人類對自身文明的記憶，開始經過少數公司的篩選。

AI 不會忘掉人類文明，但是 AI 可能只按照少數技術精英希望的方式，替人類記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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